中国通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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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次以后，宋朝就不能进取。而契丹却屡次南侵。九九七年，太宗崩，真宗立。九九九年，辽圣宗自将入寇，至澶州。遣偏师渡河，掠淄、青。真宗自将御之，次于大名。契丹乃还。一○○四年，圣宗和太后，又大举入寇。到澶州，中外震骇。群臣多主张迁都。幸而宰相寇准，力主亲征。于是车驾渡河，次于澶州。辽人不意真宗亲出；这时候，圣宗和萧太后，亲在行间，用兵也不免偏于迟重些。前锋攻澶州，又不利；统军萧挞凛，中弩箭而死。于是用宋朝降将王显忠介绍，和中国议和。索价是要关南之地。磋议的结果，以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和；辽主称真宗为兄，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
宋朝对于契丹，虽始终不能得志。然而从一○○四年成和之后，到一一二二年，再开兵衅，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间只有辽兴宗初立的时候，看见国家富强，慨然有取关南之意，差刘六苻等来求地。一○四二年。宋朝遣富弼报之，弼力言用兵则利在臣下，言和则利在主上；反复开陈，兴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这句话，是出于《辽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这一次，又争岁币用“纳”字用“贡”字。据《宋史》说，是用纳字；据《辽史》说，则是用贡字的。没有第三者做证据，也无从判决其真假。总而言之，宋朝对辽朝的交涉，是始终处于弱国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实际上受害还不算利害。实际上受害最厉害的，倒在西夏。
西夏出于党项。始祖名拓跋赤辞，大约是鲜卑人在党项中做酋长的。唐太宗时归中国。他的后人，有一个唤做思敬的，讨黄巢有功。唐朝赐以国姓，用他做定难节度使，世有夏、如今陕西的怀远县。银、如今陕西的米脂县。绥、如今陕西的绥德县。宥、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如今米脂县北。五州。宋太宗时，其后人李继捧入朝，尽献其地。继捧的兄弟继迁，叛走地斤泽。在夏州东北三百里，如今怀远县境。九八五年，袭据银州，明年，降于辽。九八八年，宋人仍用李继捧做定难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想要招徕他。继迁请降，宋人也用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旋继迁又叛，继捧也与之合。宋朝讨擒继捧，而继迁卒不能获。一○○二年，继迁陷灵州，改为西平府，迁居之。元昊又改名兴州。明年，陷西凉府。旋给吐蕃族潘罗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这时候，河西为回鹘所据。德明在位凡三十年，总算没有窥边。一○三二年，德明卒。元昊嗣立，宋朝的边患就起了。
元昊是西夏一个豪杰，他是兼吸收中国和吐蕃两种文明的，所以《宋史》说他“晓浮屠法，通蕃汉文字”。参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节。所以即位之后，西夏的情形，就焕然丕变。定官制，造文字，设立蕃学汉学，区划郡县，分配屯兵，其见《宋史·西夏本传》。一○三九年，元昊举兵反。宋朝初令范雍、夏竦，分守鄜延、环庆和泾原、秦风。旋用夏竦做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两个，做他的副手。韩琦主张出兵，范仲淹主张坚守；两人议论不协，出兵的事情，就没有成功。西夏人来攻，韩琦的副将任福，倒大败于好水川。在甘肃隆德县东。范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于是韩、范和夏竦都罢，用陈执中代他。后来又用韩琦守秦凤，王讼守泾原，庞籍守鄜延，范仲淹守环庆，也总是不能得利。一○四三年，元昊虽屡打胜仗，而国中也觉得困弊，才遗书庞籍请和。明年，和议成，宋朝封他为夏国王。岁赐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元昊的反叛，虽也不过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费，和沿边的破坏，所受的损失甚大。陕西地方，元气差不多始终没有恢复。西夏兼吸收中国和吐蕃的文明，立国有二百多年，规模很有可观。可惜记载极为阙略。《西夏纪事本末》一书，搜辑得还算完备。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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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腐败。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
禁军的骄横，
藩镇的跋扈。
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的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供”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
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败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1）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腐败。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作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开宝太祖年号九六八年至九七五年三七八○○○人
至道太宗年号九九五年至九九七年六六六○○○人
天禧真宗年号一○一七年至一○二二年九一二○○○人
庆历仁宗年号一○四一年至一○四八年一二五九○○○人
治平英宗年号一○六四年至一○六七年一一六二○○○人
（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饮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一○○四年至一○○七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他的岁入，是：
至道末二二二四五八○○缗
天禧末一五○八五○一○○缗
皇祐元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缗
治平二一一六一三八四○五缗
天禧末的岁出，是一二六七七五二○○，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一二○三四三一七四，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一一五二一二七八，就不足一五七二六○四七了。
（3）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三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紊乱，特设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财政，又因这时候，盐铁两项，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设盐铁使一官。宋朝都没有裁掉；于是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一个机关，谓之三司。就成一个“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宰相的权柄太小。当时的人说：财已匮而枢密还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还是叙财；中书看着民困，司宽财，枢密减兵。这就是行政不统一的毛病。而谏官的气焰却极盛。这个（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权臣，特借台谏以重权。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二）者，也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发生了一种反动力。宋朝的大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利害的，就是英宗时所谓“濮议”，欧阳修有一篇文章，记这件事情，颇为穷形尽相。惜乎太长，不能抄录；读者诸君，可自己取来看一遍。宋朝的党祸，实在是从真宗时闹起的。当时王钦若和寇准，就互相排斥。读史者都说寇准是君子，王饮若是小人。天书一件事，似乎是王钦若等几个人弄出来的。其实寇准也并没反对，而且也上书献符瑞。可见得两派之争，其中并没甚政见的异同了。天书的事情，丁谓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人物，因为丁谓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筹了款来，然后封禅等事得以举行的。真宗末年，复相寇准。真宗的皇后刘氏，“警悟，晓书史”，颇与闻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内侍周怀政，不知怎样，忽然想请太子监国（刘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刘后取为己子，叫杨淑妃抚养他；后来立为太子，这便是仁宗），去同寇准商量，寇准亦以为然。后来事情泄漏了，便罢寇准，代以丁谓。怀政忧惧，要想废刘皇后，杀掉丁谓，再相寇准，而逼真宗传位于太子。事情又泄漏了，于是诛怀政，贬寇准，诏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事，而后裁制于内。这件事情，据《宋史》说：想叫太子监国，原是真宗的意思，不过对周怀政说及，而怀政出去告诉寇准的。然而羌无证据。若果如此，周怀政也不负多大的责任。何至于就想废皇后杀宰相呢？若本来周怀政和寇准毫无关系，废掉皇后，杀掉宰相，去请他来再做宰相，寇准又如何肯来呢？所以这件事，殊为可疑。寇准既贬，丁谓自然得法了。未几，真宗去世，丁谓和内侍雷允恭，去营视山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