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档案揭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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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毕竟是宫廷，“王法”到底是“王法”，小民终归是小民。王进禄偷鸡不成反蚀米，父亲的病没救着，却把自己“救”成了囚犯，后被依照监守自盗钱粮一百两至三百三十两例从重发往黑龙江，并重杖一百拨给官兵为奴。　
　　　　实际上，要说监守自盗护军偷窃才可谓名副其实。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六月初三日，总管太监苏得奏报了慎刑司查获的，宫中兆祥所木库被盗的经过。贼犯常有，正黄旗满洲护军，时年二十六岁。二月十八日常有在大内值班，正好与本旗的护军扎朗阿一班，俩人聊天时无意中都说到自己家庭拮据、生活贫苦，这时扎朗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两人结伙偷窃兆祥所木库的东西变钱糊口，常有满口答应，两人一拍即合。当天晚上，常、扎二人潜至木库东边跳墙进去，将木库东厢房后檐原来堵砌的一座门刨出一个窟窿钻进去，再将西隔扇插销拨开跳进库中。一时不知拿什么好，他们就拿出小刀将大柜上的铜饰品撬下了几块，又顺手拿了十多个小物件急忙离去。第一次得手对他们“鼓励”很大，第二天晚上又接着去了，还是平安无事。以后他们俩就常常光顾这所库房，顺走的东西也由小物件变成了硬木炕桌、紫檀帽镜等等，目标太大拿不出去的他们就地拆坏。三月的一天，常有携带已裹藏好的紫檀木边框出门时不慎泄露，被护军盘问并押送到景运门，他谎称是捡拾到的，还央求护军校至山为他求情作保，因他本人也是护军所以很快被释放，但其不思改悔仍继续作案，后被慎刑司抓获。常有被革去护军、销除旗档，面刺“盗官物”三字，流放黑龙江；扎朗阿已病故“毋庸议”；说情者至山也被革去护军杖一百鞭责发落，但常有偷窃所得银两却因为他家中赤贫、花用殆尽只好免于追回。　
　　　　如果说下层小民“太岁头上动土，大臣囊中取物”是教化不到或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家私万金又受乾隆皇帝宠幸的权臣和｜知法犯法就匪夷所思了。原来，和｜家住西直门内，发迹后私欲膨胀，想在什刹海附近建一座豪华奢丽的深宅大院，由于清庭有制，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盖成王府式的建筑，只好在内装修上动脑筋，“欲与王府试比美”。恰好这时乾隆皇帝重修宁寿宫，和｜看到许多殿宇建筑设计非常别致，又非常舒适，心里便有了主意——仿建。于是，他派心腹太监呼什图潜入宫内，偷偷地取回宁寿宫的烫样（模型，既有外观，又有内装修布置等）。后来和｜府中用楠木装修的“锡晋斋”就是依照大内宁寿宫中乐寿堂的式样修置的。那么呼什图是如何通过警戒森严的宫廷之门的呢？又是如何在偌大的宫廷中探囊取物般的捧走了烫样呢？这一点其实并非秘密，只要人们了解了和｜既是军机大臣又兼内务府大臣，宫门守卫等侍卫、宫中总管太监等只不过是他麾下一名小卒就够了。此事对“戒备森严”的宫廷警卫状况无疑是有力的嘲讽。　
　　　　祸起萧墙，监守自盗本该从重处罚以示警戒，可事情出在当朝皇帝的宠臣身上，违规私建都不了了之，至于入宫窃走烫样就不值一提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后来宫中发生的事虽也惊心动魄，但已不足为奇了。　
　　　　　


第四部分
第78节　禁城行刺案
　　　　这里说说发生在紫禁城中的几桩暴力事件。一是嘉庆八年（１８０３）的“陈德行刺嘉庆案”。陈德，镶黄旗人，家奴出身，曾于内务府服役，熟悉宫廷门禁、宫内路设及日常护卫情况。因生活窘迫不满于现状，闰二月二十日这天，他混进大内，伏于神武门内顺贞门前，待嘉庆皇帝御辇经过时持刀行刺，在场众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等一时竟都惊惶失措目瞪口呆，后才有一御前大臣迎前拦挡，侍卫门才缓过劲来蜂拥而上，陈德力竭被俘，后桀刑而死。嘉庆皇帝虽幸免于难，但当朝皇上目睹一场御前血战恐其至死难忘，宫廷门禁疏漏又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二月二十日这天九点左右，一中年男子肩扛一杆用袍子裹着枪头的铁枪，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神武门外，看见门口有护军把守也不避让就要硬行闯入。这时值班护军图塔布上前拦挡，此人不但毫不畏惧，且用枪直冲图塔布扎去，图塔布一闪身，衣服已被戳破。这时在神武门当班的其他护军听到声音过来围捕，这位中年男子毫不示弱，一看长枪不能发挥作用就抽出藏在腰间杀猪用的两把短刀，冲着护军们劈头盖脸一阵狂砍。鏖战中，砍破守门章京舒当阿帽檐，捋伤了护军莫尔根的手指头，砍伤护军校八十四的头脸，伤势严重。后来行刺人被围上来的护军用乱棍打倒，带至东值房审问，但该人仅供他叫萨弥文，山西五台王家庄人，因盟兄支使来京，其余问话坚不吐露，没过一会儿刺客因为伤势过重当即毙命。嘉庆皇帝马上下谕速查急奏，后来查知：萨弥文原名叫刘士兴，居住在直隶省正定府藁城县岗上镇杜村，山西五台县西王家庄人，出事前两年已拜把结盟很少回家，在外边干些什么家人也不得而知。大动肝火的嘉庆皇帝兴师动众派人访查，但无果而终，最后只能将刘士兴“戳尸枭示”警慑良民，自己解解气而已。　
　　　　这件事发生后，嘉庆皇帝觉得值班护军精勉骁勇功不可没，马上发出上谕奖励有功人员。但有趣的是此案经仔细审理以后皇上了解到，当萨弥文冲进禁门时当班的护军竟然都没有佩戴武器，有些当班的护军擅离职守甚至在屋内闲坐聊天。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嘉庆皇帝哭笑不得，只好再发上谕更换守门器械并加强门禁章程了事。　
　　　　事过八年以后，即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内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林清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案”，史书中又称“紫禁城之变”。这天，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徒在太监的导引下攻打紫禁城，仅半日时间就直捣皇帝居室养心殿，可惜消息不准，嘉庆帝当时不在宫中。但当嘉庆皇帝得知此事后惊乎“我大清从前何等强盛，今乃至有此事。”更令嘉庆恼怒的是：“当守午门之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遁”。宫禁松弛、纪律涣散、守兵虚弱昭然若揭，清廷颓势积重难返。　
　　　　门禁事件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种种原因宫禁更加松弛，破禁之事频繁发生，大内宫门上的铜瓦门钉竟能被人窃取并屡屡得手，东华门楼上存放的兵丁盔甲也被贼人洗劫，这些不该发生在紫禁城中的故事虽让外人咋舌，但这类事情毕竟是“古已有之”，而最高统治者立法损法带头破禁就匪夷所思了。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紫禁城午门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门禁事件。八月十二日清晨，慈禧太后身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杂役抬着两千两赏银和一些宫中物品奔醇亲王府而去。不料当他们走到午门时却被值班的护军给拦住了，要他们按规定出示门文（出门证）。李三顺有太后口谕哪能示弱，冲着护军们说：“这是太后特赏的东西，没有门文。赶快放行，别耽误时间！”值班的护军们并不买账，坚持要照章办事。李三顺扯着嗓门说：“向来宫里赏给王公大臣的银子都没有门文只有红单，今天干吗非得要门文？”已经拗起来的护军哪肯服软，仍然坚持一定要出示门文才能放行。李三顺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要门文你们自己去办！”值班护军也不吃这一套，还是不放行。李三顺无奈就嘟嘟囔囊的转身准备去景运门补办门文，但没走多远就被护军玉林叫住，随即上去就扭住了李三顺的右手，这时，护军祥福也赶过来帮忙，一把抓住李三顺的衣襟将其摁倒在地，一时火气上涌，两人一阵拳打脚踢。李三顺一个太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左肋受伤昏死过去。护军章京隆昌一看事情闹大无法收场，赶紧打发护军常禾去景运门向值班大臣禀报。说也巧，也该出事，太监刘钰祥正好从此路过，一看此景声称要回去禀报太后，护军忠禾想制止他，一把揪住了发辫，但由于用力过猛一绺头发当即就被揪下来。这时，在景运门值班的护军统领岳林闻讯赶来……虽然当时仍是两位太后“垂帘”，但谁都知道贪权狡诈的西太后是实权派人物，得罪了当朝实权派人物那还了得。第二天，年仅十岁的光绪皇帝就在“两太后”的授意下发出上谕，要求将起事护军及有关人员均交刑部严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在那几个倒霉的护军官兵头上。　
　　　　本来这等事一出，结果也就出来了。不过事也凑巧，在两太后操纵光绪帝下令惩治午门护军不久，又发生了一起由于守门护军失察，疯人刘振生擅入神武门混进深宫后才被拿获的事件。这起事件无疑给一心想发泄私愤的慈禧太后敲响了警钟，虽然她的面子大于国法，但与身家性命相比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经过反复审查、仔细斟酌，两太后终于做出从轻发落的懿旨：“惟念门禁最为重要”故“格外加恩”，但当事人玉林仍被革去护军，杖一百流二千里照例折枷，枷满鞭责发落；祥福革去护军，杖一百鞭责发落；忠禾革去护军，杖一百不准折赎，圈禁二年期满折责三十板。虽然对这几名护军的最后判罚也并不轻松，但这比起圈禁五年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就要好得多了。　
　　　　了解了以上的各种情形以后，下面介绍的事件就是“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了。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三月十二日夜，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颐养天年的宁寿宫，被两个盗贼撬开门锁潜入其中，盗出制钱三百四十串，第二天一早，一只装着腐烂菜叶的垃圾筐被运出紫禁城，宫中的制钱也随筐出了禁城。得手后的盗贼故伎重演，直到暴露为止。后来，涉案的两个“内奸”（一满一汉）虽被处置，但宫廷门禁的情况也让老百姓窥见一斑。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七月初八日，太和殿（即金銮殿）也就是皇帝登极、举行大典、命将出师等之所在的神圣殿堂，却有人在里面手舞足蹈、拍打窗棂，更可怕的是他随身带有短刀、火柴、石块等危险品（凶器）。此人是什么人？怎么进的禁城？事情是这样的，此人名叫贾万海，顺天府大兴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患有疯疾，这天病情发作，竟携带利刃、火柴等物混入大内，见无人发觉，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窜进大殿，看着金碧辉煌、华贵出奇的殿堂，一时兴起竟手舞足蹈于圣殿之上，而且敲打窗棂以助其兴。此疯病患者最后虽然被处以极刑，但此事对戒备森严的宫廷禁卫状况无疑是有力地嘲讽。　
　　　　由于破禁之事频繁发生，清政府不断颁发上谕严格门禁制度，厘定门禁章程；加强宫廷守卫人员，更换守卫器械。但也未能确保紫禁城长治久安，破禁之事更是愈演愈烈。应该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紫禁城——皇宫大内，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神秘莫测、高高在上，让王公大臣也战战兢兢，不胜惶恐的神圣殿堂，却被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铁蹄踩在脚下，“八国统兵官员及各国公使随意出入大内”。后来清查，宫内仅金银器具、铜瓷器皿等就丢失了数千件，且不说书画陈设、珍玩细软等宝什。宫禁到此地步，“帝国”这般下场，可气！可悲！可叹！　
　　　　纵观清代紫禁城之禁卫，从整体上说是“禁”大于“不禁”、“偶然”少于“必然”，但是，宫禁从清初设立到清亡为止一以贯之且不断强化，事发一次整肃一次，典章制度再完备一次。机构在扩大，人数在增加，兵械在更换，处罚在加重，而破禁之事却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呢？古人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如嘉庆皇帝在陈德行刺案发生后曾朱笔亲书的那样：“必有失德，始有此惊予之事”，实际上岂“失德”二字了得？一言以蔽之：清代紫禁城既防守严密，又漏洞时出；既禁戒繁缛，又网开一面；既严刑峻法，又执法犯法。微观上说，这仅是宫廷“疏于管防”“刁民”兴风作浪而已，宏观上看，宫廷失禁是发展至巅峰时期的封建专制社会走向没落的征兆，是民心向背的反应，事出偶然实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