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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隐藏的论语-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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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真让人感慨良多,孔子的为政理念的确是把握住了治国的根本。那时卫国的状况,不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情况吗?如果孔子还活着,八十年代他一定会赞同改革开放“富之”的举措,到了今天更会赞同建设和谐社会的“教之”的理念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确实走了太多弯路。比如建国初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感情取代了仁、义、孝、弟等传统美德。“文革”时期,长幼之序、孝慈之心几乎丧失殆尽,人与人之间充斥着阴谋、告密、攻歼。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协调的一面,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思想观念不断侵蚀人心,导致各种腐败丛生,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与日俱增,人与人之间也变得的冷漠、充满隔阂。所以,现在“教之”的思想道德重建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

  2006年,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既明确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使改革的利益普惠广大人民,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爱国:忠)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敬业:孝)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求知:智)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勤奋:义)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友爱:仁)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诚信:信)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守法:礼)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清廉:节)

  媒体普遍认为,这两次重要讲话清晰地表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并开始注重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从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庶到富、教之,便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建设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号召还只是“教之”的开头,相信全新的礼乐文化能够兴起,使中国真正建设成为和谐社会的。

  《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牧民》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是经验丰富的治国贤臣、孔子乃大成至圣先师,英雄所见,如出一辙。《尚书·大禹漠》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就是“富之”,惟和就是“教之”。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就需要相应的礼乐教化,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比翼齐飞。这样才能使国家真正国泰民安,百姓真正安居乐业,否则就容易乱象横生。

  『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内就可改观,三年就会有成效。”

  期月,即满一年,十二个月。这是孔子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他的政治智慧,一年改观,三年有成并不是吹牛。孔子在鲁国摄行相事一年,“四方则之”,很有政治智慧。

  『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述而第七》篇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先进第十一》篇子张问善人,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可见,善人是道德能力相当高的人,他们治理国家需要用一百年才能消除人们的残暴,使严苛的刑罚废除。这个废除未必是不存在,而是说百姓都能心地善良,不会犯重罪了,是礼乐教化的成效。当代社会的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可人们内心的残杀之气也“极大丰富”了,同学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言不合就想着杀死对方。一个缺失礼教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和谐、幸福的社会呢?

  『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治世,也一定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

  世通常是指30年,或指一个朝代。汉儒董仲舒在研究《公羊传》时提出“张三世”的理论,何休则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将此“三世”定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他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针对三世的不同,通过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行文中暗含讥、贬、诛、绝等条例,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理想的“王道”精神贯穿其中,即《公羊传》所说的“三世异辞”。孔子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素王”、“新王”,就是因为他借《春秋》“垂宪立则”而行王者之道。

  王者即民间常说的千年一帝,指治世的圣贤之王。尧、舜、禹属于圣王,周武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时期的帝王,属于贤王。佛教将圣贤之王称为“轮王”,按他们的德能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和铁轮王。轮王都是应时运而生的,能将国家由乱世转为治世,乃天生的治国能人,他们也需要至少三十年才能让一个国家达到“仁”。

  综上我们就了解,国家的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国的政治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从庶民、富民、教民、胜残去杀到仁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随便可以达到的。一方面要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治理,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可有几个国家能保持一百年以上的和平稳定?能保持三、五十年的都不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汉、唐等朝代保持了较长期的和平稳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是依靠为政者的道德与智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圣人的礼乐教化。既知治国之难,国人就应树立起历史使命感,遇事要从国家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去考虑才行。 
 
  
  
 正身务本
 
 
      
   
  『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切实地端正自身品行,对政事来讲,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怎么能端正他人的品行呢?”

  当官首在正其身,无欲则刚,说话才能掷地有声。身上有污点、道德有亏欠,迟早都会被人告发,沦为笑谈,或被人要挟,那还谈什么治国?美国近年发生的虐囚丑闻、黑狱丑闻,就使小布什的支持率连创新低。

  《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正心的意思是心地清净,远离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做到“无我”才能正心。有私欲,就容易将之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政以德就是空话。

  『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yàn)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呀?”冉求说:“忙于政务。”孔子说:“你那是忙于事务,如果真是忙于政务,虽然不是我去做,我也能象列席会议那样一清二楚。”

  晏是迟、晚的意思。“与闻”相当于“列席”的意思。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即列席各种国政会议。

  这也是一段有意思的谈话。冉求说自己挺忙,有很多政务。孔子不屑地说:是事务吧!因为在孔子看来,政务首在正身、正德,现在冉求却在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忙活,好比董事长不去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却喜欢帮别人打字,且乐此不疲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从政者在忙于政务,全国人民也能清楚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们考察领导干部有没有做政事,就看他符不符合率民以德、正心诚意的标准就行了。如果他只喜欢热衷于在媒体面前作秀,或忙着请各路神仙吃饭、开杂会,那便是忙于事务而不是政务了。事实上,越是贪官越懂得做表面功夫,总是很开拓进取的样子,其实他忙的都是关乎自己官帽前程的那一套。

  『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国君难做,不就近乎一句话而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过:‘我做国君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只不过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而已。’如果说得对而没人违抗,不也是好事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而亡国吗?”

  一般人觉得日子舒坦,就说是“皇帝般的日子”。其实做皇帝可没那么舒坦,全国多少事情要处理,忙都忙不完。“为君难,为臣不易”便是孔子真正的君臣观,看重的是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那些认为做皇帝便是无人敢违逆其意的人,简直就是丧邦辱国,不配做一个君主。所以我们读《论语》时应深思其智慧,而不要刻意去误解它。

  照孔子的标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是一言而兴邦的话吧,只是要努力实行,落实在具体执政行为之中,才能真正起到兴邦的作用。

  『16』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境内的人高兴,使境外的人愿意归附。”

  拿城市来说,“近者说,远者来”就是城市吸引力,它与那个城市的环境、人才结构、治安、政府效率等息息相关。比如说广州,经济虽然发达,可治安较差,有时候就难免“近者不悦,远者不敢来”了。

  拿国家来说,“近者说,远者来”就是移民吸引力和投资吸引力,也与那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等方面息息相关。

  以为政举措来讲,改革开放就是“近者说,远者来”的好政策。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其他国家更认同中国,将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回头看也有改革开放的功劳。因为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促进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令到台湾与祖国大陆成为一个整体,这时统一便成人心所向。

  以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来讲,“近者说,远者来”指的是他的领导魅力——能否团结优秀的人才,和而不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治理国家如果不能凝聚人心,选拔人才,自己即便有通天本领也是无所助益的。

  “近者说,远者来”短短六个字,便道出了为政的中心原则和终极目标,真是不简单啊!

  『17』子夏为莒(jǔ)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莒父的长官,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只见小利。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莒是鲁国的一个城邑,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

  “欲速则不达”好比说男女谈恋爱,刚见面就想马上结婚,行得通吗?事情想有圆满的结果,需要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缘配合,因缘不具足,心急也没用。有些问题暂时看不清楚的,先放一放,它的发展态势和症结所在就清楚了。好比看病,不清楚病因就先维持着,清楚病因就马上治。

  “因小失大”好比说城市环境建设,短期似乎带不来效益,但从长远看,能让这个城市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卫生方面的投入,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教育,事关百年兴衰,必须长线投资,否则就“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了。治国要警惕“毒品效应”——在云南边境的一些农村,不少农民因为身体病痛而去吸食毒品,最后难免泥潭深陷、家破人亡。同样,治国者不能因贪图短期的利益的而采取自戕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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