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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情人杜拉斯-第2部分

小说: 情人杜拉斯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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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石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在旅店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两小时后,我又打电话给她。这时已是傍晚。她说:“还没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到浴场路去买一瓶红酒。”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那是特鲁维尔最好的杂货店。她问:“您明白了?不会弄错吧?”我去了浴场路,找到那家杂货店,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然后走进黑岩公寓的大厅。那时可能已近七点。我仍然傻乎乎地夹着那把雨伞。
  “我住在二楼。您在走廊里不会迷路的,走到头。在大镜子的右边。”
  我敲了门。她开了门,露出了微笑。她拥抱了我,说:“您知道,有门铃的。敲门谁也听不见。”
  我打开红酒。酒很差,软木塞的那种。她说,我听。她说:“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难,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我们喝着酒。她说着。我在那里听着。我在黑岩公寓的那个套间里。她对我说:“您来看,这里很漂亮。有两个浴室,其中有一个豪华得让人难以置信。普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住在靠海的那个套间。我喜欢靠院子的那边。整天都是大海,不分日夜,烦死了。”
  我一言不发。我听着,她说:“您来看最漂亮的东西:阳台。对面是油港勒阿弗尔。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那艘大型客轮似乎向我们驶来,其实它并没有动。我喜欢这阳台,喜欢这烟囱和那水晶般的灯光。”
  不知不觉,一下子就十点钟了。她说:“您一定饿了,我却一点不饿。您去中心酒店吧,那里很不错。我把给《解放报》写的东西再看一遍。”
  我不敢进中心酒店。我在特鲁维尔瞎转,从俱乐部走向海滨,走向鱼市场,十一点钟左右,我回去了。她问:“怎么样?不错吧?”我回答说:“没有座位了。”她笑了,说:“这个季节,在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子。好啦,我还有块冻鸡。”我吃了。她说:“别浪费旅馆费了,而且,到处都满了。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他不在,您可以睡在那里。”那里有两张床。她说:“我们去勒阿弗尔转一转吧!我想让您看看勒阿弗尔的美景。灯光,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她开车,一辆“标致104”。她带我看了一切。那是在晚上。她说什么我都说“是的”。
  “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有一天,我会把它拍成电影,把所有这些灯光都拍下来。”她说。
  接着,她开始唱起来,麻雀,粉红色的生命。我也跟着唱起来。她说:“走调走得这么厉害,真是难以置信。我来教您吧。”于是,我们俩一起唱起了《粉红色的生命》。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1)


  我们回到黑岩公寓的大厅,坐在镜子对面的大扶手椅上,面对朝着大西洋的篱笆墙。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厅。她想喝一杯酒,我上楼回套间去拿酒瓶。她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种安静,绝了。您在听吗?”我说是的。我们喝着酒。在这安静的大厅里只有我们喝酒的声音。我们上楼回到了套间。她给了我两张床单,拥抱了我。
  我在这里,和她在一起。我留下了。我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和您关在这个悬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我睡在您儿子的房间里,睡在第二张床上。您睡在院子那面的大房间里。很快,我也跟您一起睡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我们不分离了,我们一起喝酒。我留下了。我用打字机打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您口述,我怕跟不上,我打字打得不熟,用三个指头打。她笑了,说她从来没见过谁用两个指头打字打得这么快。我们写着那个灰眼睛的孩子和年轻的辅导员,写波兰、莫扎特之爱和这句老话:我早就爱上你了,永远,永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去勒阿弗尔,一起笑,一边唱“麻雀”。她说:“好多了,您不那么走调了。您会唱好的。”
  有时,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客厅里等,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我看着高高的窗户和窗帘上退色的玫瑰。窗帘已经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晒焦了。我什么都不干,盖上被子。
  我等待着。
  “什么都不干,到了这种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也不坏。您以前也是这样吗?”
  1980年9月,每周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80年夏》。她把书题献给我。从此,我就取了“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
  2
  她把我父亲的姓取消了,留下了名,扬,即让,让…巴蒂斯特。我的生日是6月24日。她加上了我母亲的名字:安德烈亚。她选择我母亲的名字,肯定是因为它与我父亲的名字元音重复的缘故,都有个a,半谐音。她说:“有了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安心了。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谁都不会忘记。”
  她取消了她父亲的姓:多纳迪厄,选了洛特…加龙省的杜拉斯村的村名。那地方离她父亲在帕尔达扬的老屋不远。我们俩都是化名,笔名,假名。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真名,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字,因为她写了这些名字。正是她写了这些名字,安排了它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一切都可以开始了,因为她给我取了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被写在了一本书中:《80年夏》。
  几个月后,她开始拍《阿嘉塔》,兄妹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影片的全名叫做《阿嘉塔或无限的阅读》。那也是一个剧本。电影是在特鲁维尔拍的。比尔 · 奥吉埃扮演妹妹,我扮演哥哥。电影的配音,妹妹由杜拉斯配,哥哥由我配。
  拍电影可怕极了。我什么都不会,我不懂,我不会走路,她让我在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穿行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忘了怎么走路了。她喊叫起来,想让我根据她的要求走,像她那样走。我办不到。最后,她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靠得很近很近拍戏,拍脸,仅仅拍脸。我看着摄影机和她,她跟我说话,给我讲述《阿嘉塔》这个本子,讲述兄妹之间的那场爱情。这些方案后来被用在一部她称为《大西洋人》的影片中。那是一部长五十分钟的影片,一片黑。只听见她的声音,只有她的声音,漆黑的画面中杜拉斯的声音。有时也出现我的脸,她跟我说着话,说我扮演的角色。她试图弄懂关于我的什么,弄懂这个叫扬的人。她说着,写着,对我说着话,把我拉出黑暗,让我独自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独自呆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独自面对大海,面对大西洋。
  “您是谁?”她问。
  这部电影只在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王家港口大道的埃斯屈里亚尔电影院。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她在那篇短文中告诉读者如何去那家电影院,标明了坐哪路车,影片有多长。她还写着:“千万别去,这部电影不是为您拍的。您不可能看懂。别去。”
  为什么?我相信我知道这个秘密:她想把这个本子,这部电影,这种声音和画面,还有我的脸,她想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不能忍受。她感到痛苦。她也怕受到嘲笑,她什么都怕。然而,本子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电影也于节日期间在全世界巡回放映。
  她说:“这是我写得很漂亮的东西。这是我最好的电影。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这个样子,像现在这样,这般目光茫然。这目光很天真,不谙世事,而我却知道些什么。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是我跟您这样说的。必须相信我。”
  而我呢,当我在书中读到最后的结局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看到我身上并不属于我的某些东西,好像我应该对此一无所知。她说:“别,别哭,这并不悲惨,一点都不悲惨。他是您,但又不是您。忘了您自己。这没有任何关系。别把自己当作英雄。你一钱不值。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保持这样子吧,别改变。保持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书。”
  我大声地念着《大西洋人》中的章节,我不哭了,她听着。她只听着,她听着她写出来我念的句子。除了这声音、这句子和这张望的目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啊,”她说,“棒极了,我喜欢您的声音。这文章就应该这么念。”
  她差点要流泪了,说:“不应该害怕哭。让我们哭吧。哭!”
  我们在特鲁维尔一直呆到11月份。特鲁维尔空了。黑岩公寓空了。只剩下我们。她说:“您看,这栋楼属于我们了。这太好了。”深夜,我们在黑暗中坐在大厅里喝红酒,或者出去溜达。路线总是不变,要么朝着勒阿弗尔,要么朝着卡布尔。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您看!”
  她教我开车:“我讨厌开车,我想由您来开车。”
  我学了。以后,往往是我开车,她给我指路:“右转,慢点。还凑合,不算太差。”我们的酒喝得越来越多,常常停下来去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她总是喝红酒。她说:“烈酒,我再也不喝了。我只受得了红酒。”
  有时,她也去巴黎,把我留在黑岩公寓里。我等着。她回来了。她不愿意让我露面。她说:“这没必要。您在巴黎没事可做。您在这里很好。你在这个美丽的套间里什么事都不用干。”
  她把我关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她想成为我最爱的人。惟一的至爱。没有人能取代。我也同样,成为她最爱的人。
  我们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2)


  我们绝对两情相悦。我们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两情相悦。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不说。尤其不能说,只能写,写书,写故事,爱情故事。活着好像是为了写书,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此而写作。然而,应该经历这点,经历在特鲁维尔的这种生活。一起生活、吵架,尽最大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好像这必不可少,应该这样。我不怎么明白。但她既然这样做,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一无所知。我糊涂了。我再也看不见写出来的书与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看不见她和我之间这场爱情。她说:“没什么要弄明白的,快别这样了,别老是像孩子那样。”
  我们去买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卡布里,完了》。她很喜欢。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们唱着歌。黑岩公寓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突然,歌声停止了:“扬,我们去勒阿弗尔逛逛,看看勒阿弗尔港的灯光。”
  有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手提箱里,把箱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您必须立即走,回康城去。就这样。”她跟我拥抱告别。我走出去,在院子里捡起手提箱。我走了。她站在栏杆上,喊道:“扬,接住!”她扔了个东西下来,原来是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
  我一直走到多维尔车站。当时应该已是半夜,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康城,去火车站旁边的都市旅店。我看着唱片的封套,看着埃尔韦 · 维拉尔的照片,看着写在上面的字:再见了,扬,永远再见了。她还签了名:玛格丽特。我打电话去黑岩公寓。
  她说:“不,这太难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结束了,别再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坐出租车回去。我敲门,她开了门。她说:“我把您赶了出去,您又回来了。您没有一点自尊。人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拥抱,喝了杯红酒。她说:“我希望您没有忘记那张唱片。”
  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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