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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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姑姑已经二十五、六岁，按当时的风俗已是未出阁的老姑娘了。加上小时候患天花留下残疾，走起路来有点跛，找婆家就成了老大难问题。我爷爷常为此犯愁，总觉得过去没尽到父母的责任，对不起孩子。因而对我姑姑就特别宠爱，娇惯得连哥嫂都要让她三分。
一天，忽听街上有人叫喊：“织袜子呐……织围巾！”。时值仲秋，气候渐冷，而我姑姑正需要织一条漂亮的新围巾。小伙子技术熟练，心明手巧，不大功夫就把一条漂亮的提花围巾织好。讨得了我姑姑的欢欣和我爷爷的夸奖。
后来我爷爷就托人找他提出婚事，并讲明了操办嫁娶和花费钱财等事宜都由我家安排支付。
小伙子经过再三地考虑，总觉得这事还是蛮划算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就成了我的姑夫。把织袜机送给他弟弟，再也不走街串巷地受罪了。
姑夫在北平生活了几个月，每天吃喝不愁，西装革履地经常出入剧院、电影院、歌舞厅，生活过得十分悠闲自在。但时间一长却又产生了厌烦，想要找个工作奋斗一番，闹好了还可弄个官当。
他就让我姑给老爷子讲，让舅哥给他谋个上等的差事。一天，在我父亲由驻地回到北平时，老爷子就让他给妹夫安排差事。于是就发生了矛盾，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向爷爷发火。
“没有一点文化，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他能做什么？只能当个库兵。”我父亲大声的说道。
爷爷愤怒的嚷道：“什么！亏你说的出口，你一个堂堂的上校军需处长，竟叫你妹夫当库兵。”
我父亲也生气的吼道：“不当库兵，他还想当官吗？按规定当了两、三年的库兵才能提拔一个上士班长。这事，你让我怎么安排？”。
父子二人争执了一晚，不欢而散。第二天早晨我父亲就返回部队驻地去了。
但我爷爷并不死心，还亲自到部队找儿子，为女婿要官。
我父出于无奈，只好给他联系到河北通县军用物资转运站，当了个库兵上士班长，时常带领库兵搬运物资，清理库房和发放一些军需用品。后来在我爷爷的疏通下，站里的军需主任看在我父的面子上，过了半年把他提拔了一个少尉排长。到了1948年的秋季，又提升为库房中尉连副。
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玩。突然看到从大门外走进来一名军官，头戴美式船型帽，身着军用短袖衬衫，肩上扛着中尉军衔，下身穿着军用卡几布的西式短裤，脚穿一双雪白的真丝长袜，足蹬一双新式铮亮的棕色牛皮凉鞋，的确让他俏皮了几分。
在他快走到我的跟前时，“唰”的一下右手举起行了个军礼，左手扶摸着腰间的小手枪，跨着蹩脚的正步走的样子冲着我走来。
当走到了我的面前时还不停的发问：“小瑜！怎么样，漂亮不漂亮？”
我瞟了他一眼说：“漂亮个屁”！气得我姑父翻着白眼“咔咔咔……”地打我身边走过去。
那时，他错把我当作检阅他的“长官“，想借此过把身着戎装的“官瘾”，但想不到还没得到我的青睐。
世上的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有时福中隐藏着祸因，有时又因祸而得福。
常言说得好：“鸟为食自投罗网，人为权钱留下后患。”
就在我姑父闹着加入国军不到两年，还曾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学着正步走，洋洋得意地“过把瘾”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事隔二十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时会因当年为“过把瘾”参加国军，当上连副，而被打入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行列中。当时，按着1966年中央下达的《文化大革命公安管理条令》（即简称“公安六条”）来对照，解放前国民党的地方伪保长，军队的匪连长以上人员属于专政管制对象，而他刚好够线。在西安针织厂被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整了半年多，批斗得死去活来，为“过把瘾”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四节
1948年6月，国共关系更加紧张，时局动荡不安。此时，已不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的时候，当年达成的合作协议已变成一纸空文，国共第二次合作再度破裂，合作已成为历史。抗战初期所提出的“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已经过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三年了，早被驱逐国门。这时剩下的头等大事，就是在这个古老的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
国民党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而共产党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于是国共两党为争夺四万万五千万民众的统治权，双方发生了第三次国内战争，争斗得你死我活，聚积实力，逐鹿中原、一决雌雄。“东北告急！”，“北平吃紧！”上峰决定驻守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家眷向南转移，撤离到江南淞沪地区。
1948年的6月间，十三军的几十家军人家眷汇集到天津，然后由塘沽港登船。轮船渐渐驶出渤海湾，经过黄海进入东海，漂泊行驶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终于抵达上海港。
第七章 风声鹤唳 漂泊南国
第一节
我家在上海居住期间，母亲有时到街上买东西，也会带上我一起去。走过白渡桥，到过外滩，还去过城隍庙进香。品尝过那里的小笼包子、排骨面、糍粑糕，当时上海的小吃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还常与结识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到江边码头上去玩耍，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简称沪。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端，滨于东海，居长江入海口的南岸。黄蒲江由南（偏西南）贯中而过，是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通向海洋的门户。又是我国东部沿海南北航运的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的中枢。京沪、沪杭铁路在此相接，前扼长江入海之咽喉，背靠富绕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得天独厚。
早在十六世纪初期，上海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十七世纪以后，发展为东南名邑，被称为“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清政府政治腐败，昏庸无能，被辟为“通商口岸”。有一个世纪之久，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
在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战役”，占领了上海。千百万上海民众经历了日伪长达八年的血腥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件投降，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然而，抗战胜利了，天下并没有太平。
“胜者王候，败者寇。”昔日，国民党为维护统治，国军曾经追杀“赤化份子”，围剿“共匪”。而今，风云变幻时过境迁，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人民解放军则要追杀“白匪”，坚决彻底地消灭“蒋匪邦”。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战绩不佳，连连失利。已呈现出江河日下、大势已去，败北中原的结局。国民党只得退守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妄图据守南国半壁江山。
1948年冬，长江以北地区基本上已被人民解放军控制，而且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来年春季，积极地筹备渡江之战。
而国民党在长江南岸，也是重兵设防，以备不测。两军隔江对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开战在所难免。似乎历史上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赤壁之战”，在二十世纪中叶将会再次重演。
此时，民国首都――南京，以及长江口的上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中……
战争风云的突变，带来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社会异常混乱。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就各自考虑着自已的去向与归宿。
达官贵人，巨商豪富纷纷收拾金银珠宝贵重之物飞往香港、台湾或者国外――东南亚、欧美等地远遁异国他乡。
次之――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靠卖苦力吃饭的千百万穷苦老百姓，他们往往在历史风云变幻的时候，在政权更迭的演绎中，不想也无力逃向它处，像美英飞机轰炸巴格达一样百姓们虽知危险，但又是多么地无奈。仍然固执地留下来看守着他们的老屋，眷恋着生他养他的故土！苦苦地挣扎着，支撑着，煎熬着……每天还必须劳作才能吃饭活命。
因为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手中。尽管多数统治者大都乐于名义上的将“民主”的桂冠戴在老百姓的头上，实际上他们早已强奸了民意，欺骗了民众，还恬不知耻地叫嚷着：“给了你民主和自由”。不少的当权者都喜欢号称自已是民众的“仆人”或者冠以“公仆”，标榜着是为“主人”服务的，但向来都是他们锦衣御食，楼堂馆所的在享受。而穷苦的老百姓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在吃苦受罪。然而，苦难的民众心里都是很清楚，命运的决定权却不在自已的掌握中。虽然不满，但多不敢表露，归根结底就是惧怕当权者的弹压。于是，只好做个“阿Q”，采取画饼充饥的精神胜利法――“妈妈的，儿子整老子”。
人生“难得糊涂”，明哲保身“阿弥佗佛……阿弥佗佛……”
第二节
我们家在上海仅呆了几个月，又开始了漂泊他乡的流浪生活。
1948年的冬天，国军与人民解放军沿江对峙，形势紧张，愈演愈烈。当局决定一批军人家眷先期撤离上海。
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北风呼啸，雨雪交加的下午。十三军家眷老少一百多人，由上海码头扶老携幻登上了一艘停靠在黄蒲江畔的轮船，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也登上了这艘轮船。
此时，船上已经聚集了好几百其他军人家属，房间、饭厅、过道和甲板下的通仓里都挤满了人。有北方甘、陕、晋、冀、蒙、鲁、豫等地方的人，还有江浙、湘鄂、皖赣、云贵川的南方人。轮船上的气氛嘈杂混乱，南腔北调地为争仓夺铺和堆放行李，吵骂得不亦乐乎！似乎半壁江山丢掉了也在所不惜，而没有他堆放东西的半平米的地方重要。这就是中国某些人的癖性特色――不管何时、何处，即便是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灭顶之灾将要降临的时候，也不会忘了“窝里斗”。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竟敢卖国求荣，助纣为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如果到了没有一点精神支柱，丧失了相互帮助的公德，而只顾损人利己，争权夺利，一味地热衷于“窝里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终究要四分五裂，走向灭亡，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至于这艘船究竟开往何方？到哪里停泊靠岸？上峰不讲，大家也一概不知。好像人们已把居家的性命都交给了这艘船上的舵手与船长，而自个儿的命运如何？倒是无权过问。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地驶出了黄蒲江吴淞口，进入了波涛滚滚，汹涌澎湃的东海，消失在前途渺茫、吉凶难测的洋面……
但是，此次我们向南漂泊，比起半年后的1949年5月间，国民党最后一批军人和军人家眷撤离上海时的惨状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
据后来陆续南逃到福州的人们所说――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在这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兵分三路强行渡江。
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统治中心――南京。在此之前，1949年2月4日，南京行政院决定，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不久又迁往台北。
随着战事向长江中下游扩展，江南诸城镇如：九江、南昌、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续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座“孤岛”。
兵败如山倒，溃军似惊鸟。败退下来的军人及家属纷纷南逃，生存支撑着人们要活命的欲望。成千上万的大难不死的人们饥寒交迫，面容憔悴，心灰意冷。有的流落在人烟稀少的山间丛林中，有的奔走在阴雨连绵、崎岖不平的泥泞小路上……
那时你根本就分不清谁是长官谁是士兵？哪些是民哪些是军？他们是一群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难民。就像非洲大陆上在迁徙中被追赶的野生动物一样，狂跑奔命，仿佛死神就在他们的背后追赶，落伍一步将有被吞噬的可能。有的老弱病残者就丧命在千里大逃亡的路途中，成了江南大地上的一个孤魂野鬼，遗憾终身的亡灵。
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暴风骤雨的历史岁月中，有的被抛弃，有的最终成了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还有的星散到江浙沿海和岭南闽粤港奥台地区，甚至流落到异国他乡……
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官僚、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占据着全国的大城市和各地的州府县城，以及农村的多数土地。控制着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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