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1908-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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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直接以礼教原则处断，更屡见不鲜，“三纲”强调维护君，父，夫的特权，而君权高于一切，皇帝之下，尽人皆臣妾，根本无所谓法律权利。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思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为主：《说文》：“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之不直者去之，从去。”夏，商，周文献中的“刑”即是法。春秋时一些著名的成文法还称《刑鼎》，《刑书》，《竹刑》。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法”才具有法律的涵义，而律也作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现，并逐渐被普遍采用，承传下来，则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古人刑，法，律三字往往通用。历代正史记述立法，司法活动的“志”，称《刑法志》（《魏书》称《刑罚志》），律条繁简，刑罚轻重，往往与德礼隆替相对，作为关系王朝盛衰存亡的大事，大书待书。法官司通称刑官，。自隋至清末改制前，中央主管司法行政，审判的官署通称刑部。总之，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通称刑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犯罪，处以刑罚。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四，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已如前述。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无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宋元明清对地方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机构，但仍处于地方行政长官控制之下。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历来中央地及地方的循吏，清官，除廉洁勤政之外，不少以执法公正，不阿权贵，善于审断疑案，敢于一反冤假错案而著称。正因其作为“民之父母”官，而掌握了司法权。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六十八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三）
正因为中华法系的这些特点，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大清律例》也就让位于《中华帝国刑法典》了。
《中华帝国刑法典》是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相结合的产物。中华帝国制定的法律，大多以德国和日本为蓝本，日本的法律也主要参照德国制定的。德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所以中华帝国的法律打诞生那一刻起，就具有了大陆法系的特点。
一般来讲，大陆法系具有以下特点：①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成文法典的权威性。强调立法是议会的权限，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决案必须援引制定法，不能以判例作为依据。②比较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法制的统一，尤其在程序法上如此。例如，许多法律行为需要国家的鉴证、登记，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权，庭审时采取审问制，以及法院的体系统一，等等。③重视法律的理论概括，强调法典总则部分的作用，这是罗马法的一种传统。④注重法典的体系排列，讲求规定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练。
但由于中华帝国是首次建立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点的法律体系，许多法律并不完备，也就不能完全按照大陆法系的要求进行审案，所以，又引入了海洋法系的一些原则：那就是在成文法的基础上，判例也就有法律效力，法官在决案时，可以引用判例作为依据，除非该判例为皇帝、国会或大理院所废除。
与《大清律例》相比，《中华帝国刑法典》具有以下特点：
1。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主持修律的大理院院长沈家本提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在提出反对比附的理由时，他对比附援引的弊端进行了精辟透彻的法理分析，指出比附有三个弊端：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刑法典》第10条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草案对此还特别说明：“本条所列之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罪刑法定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中华帝国刑法典》破天荒地确认本质上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属性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
2。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沈家本主张“刑法之当改重为轻”为“今日仁政之要务”。沈家本对古今中外死刑作了通盘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刑法，周时大辟二百，至汉武帝时多至四百九条，当时颇有禁网渐密之议。元魏时大辟二百三十条。隋开皇中除死罪八十一条。唐贞观中又减大辟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刑法号为得中。国朝之律，沿自前明。顺治时律例内真正死罪凡二百三十九条，又杂犯绞三十六条。迨后杂犯渐改为真犯，他项又随时增加，计现行律例内，死罪凡八百四十余条，较之顺治年间增十之七、八，不惟为外人所骇闻，即中国数千年来，亦未有若斯之繁且重者也。”而“欧美日本各国死刑，从前极为惨虐，近日则日从轻减，大约少则止数项，多亦不过二、三十项。”“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他特别奏请将戏杀、误杀、擅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此数项罪犯，在各国仅处惩役禁锢之刑。”而“中国现行律例不分戏、误、擅杀，皆照斗杀拟绞监候，秋审缓决一次，即准减流，其重者，缓决三次减流。盖虽名为绞罪，不过虚拟死罪之名，多费秋审一番文牍而已。现当综核名实，并省繁重之际，与其空拟以绞徒事虚文，何如径改为流俾归简易？……拟请嗣后戏杀改为徒罪，……误杀、擅杀……现律应拟绞候者，一律改为流罪。”使刑罚“总期由重而轻，与各国无大悬绝”。他主张“死刑惟一说”。他指出：“夫刑至于死，生命断绝，亦至惨矣。若犹以为轻，而更议其重，将必以一死为未足而淫刑以逞，车裂、菹醢、炮烙、铁梳种种惨毒之为，有加无已，极其残忍之性，互所底止？而死刑不可再分轻重，其理由大可研求矣。”在奏折中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代之以枪决。沈家本不仅主张死刑惟一说，而且主张废除残存的刺字肉刑。他认为用肉刑去禁绝犯罪，收效甚微，意欲用肉刑去警戒他人，则更属非理。他认为，刺字“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讵知习于为非者，适予以标识，助其凶横；而偶罹法网者，则黥刺一膺，终身眀辱，有过无由自新也。”正是由于沈家本的推动，野蛮残酷、违反人道的肉刑才最终从中国刑律上被永远废止了。
3。反对刑罚报复主义，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戒和教化罪犯。在沈家本看来，“刑法乃国家惩戒之具，非私人报复之端。若欲就犯罪之手段以分刑法之轻重，是不过私人报复之心，而绝非国家惩戒之意。”根据这一刑法思想，沈家本在修订刑律的同时提出了改良监狱的问题，他认为，“刑罚与监狱相为表里”，“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他在《实行改良监狱注意四事折》中提出了根据教化主义的刑罚思想，提出了改良监狱的完整方案，提倡改建新式监狱，博采各国新规编定监狱章程，借监狱之地，施教诲之方，以感化人为设狱的宗旨，对少年犯改用惩治处分。他还组织编译了各国监狱法，聘请了日本监狱法学者小河滋次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监狱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之，《中华帝国刑法典》打破了封建律例刑、民不分的旧格局，首次按照各国通例将刑律分为总则和分则，总则为全编之纲领，分则为各项之事例，使中国刑法迅速与近现代各国刑法典接轨，从而顺利地实行了刑法体系的转型。这部新刑律正式“删除比附”，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取消法律适用上的等级特权，取消了旗人犯谴军流徒各罪换刑减罪的特权，确认了沈家本的“一体同科”思想，明确规定了“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的平等适用原则，根据近代刑法理论，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作了规定，明确了既遂与未遂、累犯与俱发等概念；确立了现代刑罚制度，将刑法分为主刑与从刑，主刑改传统的笞、杖、徒、流、死为死刑、徒刑（包括有期和无期）、拘留和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基本上确认了死刑惟一说，对一切死刑犯罪只适用枪决。同时，对戏杀、误杀、擅杀由绞候改为减死之罪。同时，还仿照德国刑法，对幼年犯不用刑罚，而改用惩治教育等等。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六十九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四）
与《中华帝国刑法典》同时被资政院通过的，还有《中华帝国民法典》。
在颁布《中华帝国宪法》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如果说君主立宪制度是大势所趋的话，《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条文就好像一粒石子投入了死水之中，引起了阵阵波澜。
《中华帝国宪法》第十条规定：中华帝国公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上，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且不说先秦时期《左传》里面记载的“天有十日，民有十等”的传说，单是封建社会建立以后，就人为地将民众划分为许多等级。
皇帝是国家最尊贵的人物，享有一切大权。皇族依赖于皇帝，也享有许多特权。
贵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享不同的特权。
平民也分为士农工商四等。
除了平民之外，还有贱民（比如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的船民）和中国数千年以来从来没有废除过的奴隶。
按照宪法的规定，中华帝国公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废除中国数千年以来不平等的制度。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华帝国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也就成为了宪法颁行以来的头等大事。
《中华帝国民法典》首先确定了所有中华帝国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民事权利，承担同等的民事义务。皇族、贵族、士农工商、贱民、奴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其次，确定了物权不能及于人身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华帝国的公民看作另外一个公民的私有物品，以此为基础，废除了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奴隶制度。所有奴仆一律恢复平民身份，愿意继续为原来的主人工作的，视为雇工，雇主必须为自己的雇工支付报酬。
第三，为了保证男女平等的原则，《中华帝国民法典》中规定实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度，就是成年的男性和女性，都只能同一名异性结为夫妻，男性不得纳妾，女性也不得同两个及以上的男性结为夫妻。
凡是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按照《中华帝国刑法典》的规定，以重婚罪论处。
当然，依照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在《中华帝国民法典》实施以前形成的一夫多妻的现状，法律仍然予以保护，不强迫这样的家庭实施一夫一妻制度，妻子和妾享有相同的权利义务，法律不追究重婚罪的责任，当然丈夫不能再纳妾了。同时丈夫也不得因为婚姻制度的改变而随意休妻，须得按照有关离婚的法律，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完成离婚手续。当然，如果妻妾不愿意同丈夫生活在一起时，也可以依法办理离婚手续。
为了配合《中华帝国宪法》和《中华帝国民法典》的实施，就连皇宫里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永远割除太监名目，内廷供役，改用女官。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七十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五）
为了配合《中华帝国宪法》和《中华帝国民法典》的实施，就连皇宫里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永远割除太监名目，内廷供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