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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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另一个原因是要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利用的压力；本应留在森林中或应留下来用于水土保持的土地，现在都开垦了。
　　　　还有情不自禁地要过量种植使土地贫瘠；一年当中收成太多，要不就缩短土地的休耕期。收益递减律说明，如果太多的人耕种太少的土地，劳动的边际产品将是负数，人们对人口过剩国家的这一特点太熟悉了。
　　　　既然有这样多的人口，明摆着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开辟土地以外的就业门路。这不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明显手段，而且也可能是设法增加土地肥力的必要步骤。如果能让一些人离开土地，使一些土地重新成为森林，再用一些土地来控制侵蚀和延长休耕期，农业产量肯定会增加，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增加。扩大一般的农场主的土地面积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会使农业产量增加，因为亩产最高的多在最小的农场；不过，如果现在情况较好的农场能够多储蓄一些钱来投资改良他们的土地，农业产出可能增加。但是，要迅速扩大非农业就业机会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甚至使农业多余人口有所减少，也绝非易事。假设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７０％，人口每年以１．５％的速率增加。那么，如果要减少农村的多余人口，非农业就业机会每年必须扩大５％以上。经济欠发达国家能以迅速工业化来使它们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的，为数并不多。日本和苏联已设法这样做了，但是它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同比如美国或德国比较，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让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去就业提供不了粮食；正相反，与供应相比，这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因此，任何这种政策都必须伴之以实施增加亩产的有力方案，办法是建立广泛的农业教学网，增加肥料的使用量，繁殖和分配良种，加强保持和分配用水以及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能够迅速增加农业产量的一切其它办法。但是这种政策还牵涉比这多得多的问题。在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家庭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不大——按制造业产生的收入（即不包括所使用的原材料的价值）来计算，不到国民收入的１５％，按雇佣人数来说，甚至比这个百分比还要低。因此如果雇佣人员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达到许多制成品在国内市场出售无利可图的地步，所以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多余的制成品必须出口。这是一切按其农业资源来说人口过剩的国家——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或其他国家——的共同命运，它们只有出口制成品换回粮食和原料，它们的全体人民才能谋生。所有这类国家的发展计划都必须规定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如德国、日本），要不（像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们就不得不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让农村的多余人口照样留在那里。
　　　　要在世界制成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并非易事。金属商品和工程产品的市场一般说稳步扩大，但是其他商品的市场扩大得很缓慢，或在某些情况下（如纺织品），市场绝对缩小了。因此，煤炭和矿砂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如想增加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比较易于办到的。另一方面，那些煤炭或金属矿砂很少而人口过多的国家，只能在销售越来越困难的商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制成小商品）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不过，这样说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国家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如果让它的人口过份增长，这个国家要为它的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保证他们有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如此说来，能不能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家当前人口不足或过多的程度得出结论呢？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课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资源不清楚，因为所知道的东西的潜在可能性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对于各洲的情况，我们妄作如下猜测也许是值得的。从非洲大陆还有渺无人烟的可耕地来说，从它由于当前人口稀少使得提供公用事业非常费钱来说，非洲是人口不足的；如果非洲有较多的人口，那么公路、电力、供水、铁路、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的人均费用将会下降，同时质量也能得以改善。非洲也有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和在南非联邦的部分地区，但是从整体来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不足。
　　　　拉丁美洲和澳洲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或许都是人口不足的，虽然对它们的渺无人烟可耕地的范围有多大更加没有把握。另一极端是亚洲人口严重过剩，虽然东南亚的有些地区并不是这样。时间也许会改变亚洲的天然资源的价值，新技术也许会使亚洲的土地生产出比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东西，或者还有现在不为人们所知的新的大矿藏可供开发。然而，就当前所知，张着口要吃饭的人数使亚洲的生活水平很低，这是无可怀疑的。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状况则处在这两者之间。这些地区的情况是能互为补充的，应当一起加以探讨。
　　　　如果欧洲能像１９３９年以前的情况那样从北美得到廉价的粮食和原料，那么欧洲的人口并不过剩。考虑到加拿大新发现的资源，该国的人口可能是不足的。人们对美国的情况非常没有把握，大概它的人口既非过剩亦非不足。对欧洲和北美的判断颇费踌躇，这着重说明，要在一边是人口众多，从粮食和原料方面来说是不经济的，而另一边从制造业、公用事业和其他服务业来说又是经济的来进行衡量是多么困难。
（三）　职业
　　　　人口的职业结构是随着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力资源的性质、人口多少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人口普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有报酬的职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年龄结构，一部分取决于妇女就业的范围。要在国际上可比较的基础上计算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是困难的，因为要弄明白把农妇划在那一类不太容易。因此，对人口普查的结果始终要有所保留。不过，这些数字只要经过调整，接近于可比的程度，看来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比例约在３３％到４５％之间，较贫穷的国家处在这个比例的下限，较富裕的国家处于上限。
　　　　年龄结构很重要。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２０％、还是占４０％，６５岁以上的成人是占人口的５％、还是占１５％关系甚大。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关系也很大。
　　　　随着经济的增长，在校儿童的比例和上学受教育的年数也增加了。退休年龄也趋于下降，因为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扩大了。
　　　　不过，尽管有这些因素，儿童的比例不断下降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考虑男性，那么富国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全都比穷国要高出许多。
　　　　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部分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男女的比例，部分取决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程度。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巨大的差别。在联合王国，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人数相当于男人的４７％，而在成年男女人数几乎相等的美国，类似的数字仅为３３％，在妇女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的埃及，这一数字仅仅为１７％。
　　　　人口中男女人数的差异是由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和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等因素造成的。在联合王国，２０—６４岁的年龄组中男人比妇女多１１％，这就是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对男人的比例为什么比美国要高得多的主要原因。（儿童死亡率下降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对女孩的影响，正使得妇女的多余人数降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拿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比较，妇女就业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妇女从事家务以外的劳动的机会多。
　　　　妇女离开家庭去就业达到什么程度，主要要看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经济增长使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们一直在家里做的许多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单调乏味，现已转到外单位去了，那里专业分工细，资本多，这些工作是向家庭运水、碾谷物、做午饭、纺纱、织布和做衣服、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因而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转到这些外面的企业去工作，她们在那里干同样的工作，要不就是到办公室、商店、工厂去工作，到以前不向她们开放的各单位去做专业工作。所以，在类似的基础上所作的大部分歧查表明，由于经济的增长，在家庭以外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如果人口迅速增加而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在争夺就业机会的斗争中，男人取代妇女，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下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些这样的证据，但是由于定义发生变化，难于信心十足地对这些统计数字作出解释。）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的增大，并不都能使产量增加，因为在家里干的工作相应地减少了。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代表一个净增数，因为在外面的企业里，由于更加专业化、资本多和机械动力大，所做的工作具有优越的生产率。在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对妇女开放的机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了不起的。
　　　　妇女就业的程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譬如在１９３９年，兰开夏郡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男人和妇女的比例为１００∶５２，而在南威尔士只有１００∶１５。
　　　　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每个社会的基本工业不同造成的，妇女在轻工业集中地区的就业机会比在重工业、采矿业、农业或其他历来不雇佣妇女的职业集中的地区要多。这就是说，在后一类的各个地区，有一大批可以雇佣的妇女劳动力后备军，如果某个有事业心的雇主要在那里兴办新的轻工业，她们将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自１９３９年以来，英国就业机会的扩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种地区建立了新工厂，为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许多这类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男劳动力短缺，只要更好地使用妇女劳动力，就可弥补男劳动力的不足。在那些男劳动力无论如何有剩余的亚洲国家，问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些亚洲国家，扶持一些特别适合于妇女干活的工厂，收入就能增加。像英国那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私营企业向没有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的自然趋势，但是私人采取主动步骤其作用是缓慢的——否则兰开夏和南威尔士的数字之间就不会有那样悬殊的差别了。这是各个劳动部和其他关心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人极须牢记的问题之一。
　　　　决定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的因素就讲那么多。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不同的活动之间的分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资源，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调查这一分科要归功于科林·克拉克博士，他的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曾是近代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
　　　　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料，但是在作进一步论述之前，要对这些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普查结果进行解释是有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由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造成的。例如，在发展的低水平上，一个人可盖他自己的住房，生产粮食，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销售，买回纺织品，给自己做衣服。在人口普查中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的。到了一个晚得多的发展阶段，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由专业人员来做——由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代理商和制造商来做——所以普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业大大发展了，农民所占的比例下降了。普查结果显示的是专业化程度，而不是所做工作的工种。要说明家务活动转化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因为家庭主妇不再自己提水了，不自己碾谷了，不自己照护病人了，等等，普查结果表明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大超出社会实际上消费的这类服务量的净增数。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人口普查数字中缩小的某些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量下降而缩小，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作更忙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农民、小商贩、佣人和各种临时工并不是整天都有工作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就业门路，而且“隐蔽的失业”的减少在原来一直承担多余人口的行业的相对收缩中显现出来。这其中的教训是，人口普查数字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