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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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
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192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
曾昭抡的学生、北京大学已经退休的苏勉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强调：“曾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救国这一点。”
政治家之说，也许源自解放后曾昭抡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而更早些时候，他的学者地位已无可撼动：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
这位名教授从来不修边幅。据苏勉曾回忆，从他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在联大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
早年，他联合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自己出钱创办了《中国化学会会志》，亲自担任总编辑前后达20年之久。这笔庞大的开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一生没有子女，但他的同行、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这本刊物、为了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和成长，为此而花钱，就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心甘情愿。
后世的人评价：“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的。”不错，曾昭抡在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就力主建立实验室，并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
“反右”期间，由于他与钱伟长、华罗庚等著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说成是“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之一，遭到公开批判，曾昭抡因此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
这个“大右派”面对个人处境的一夜逆转，始终泰然处之。1958年，曾昭抡应邀到武汉大学执教，回到熟悉的讲台，他不但丝毫没有心存贬谪之苦，反而由衷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干劲又上来了。正是在这里，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
上面这幅照片照得并不好，曾先生的头和眼睛都低着，但这却是他真实的神态。据说，曾先生平日里就是这个样子。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总是在想化学上的事情。
苏勉曾说，曾先生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真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他在60年代曾经去过一次武大，在那儿他最后一次见到了曾先生。当时，曾先生依然低着头走路，没有搭理他。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黄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精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个真正当得起“国学大师”称号的人。
“黄侃？这样的老派学者，关于他本人的资料不会太多吧。”记者向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博士生提起黄侃，他如此作答。
季刚先生精研小学、经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镇。也许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似乎往往更乐于传播他性格中狂放的一面，于是便有了各种稗官野史中无法证实却也难以证伪的传说。
“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北大博士生说，“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文人的风雅，其实也是‘斯文’的一种。今天——唉，不提也罢——早就斯文扫地了。那些传说中的逸事，当真很妙啊。”
他引用明朝人张岱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言谈间，其神情，俨然写着一份“追慕与想像”。
传说黄侃年轻时，拜访大学者王辏г耍醵曰瀑┑氖募ど陀屑樱唤湓薜溃骸澳隳攴饺豕诰鸵盐牟伸橙唬叶佑肽隳昙拖嗟保椿挂磺喜煌ǎ媸琼锶 ！被瀑┨彰姥裕裥粤⒖谭⒆鳎沟溃骸澳憷舷壬星也煌ǎ慰瞿愕亩印！焙迷谕蹶＇运通脱，并未计较。
黄门弟子程千帆则为我们记载了一事。他流寓成都时，在一位学者家里读到老师黄侃答复这位学者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这位学者去信赞赏黄侃所撰《音略》，黄侃回信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
程千帆于是感慨，老师脾气坏，爱骂人，所以人们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
黄侃素性狂傲，不惯趋炎附势。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他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官至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黄侃便不再出入其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黄宅诘问，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答曰：“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1915年，他的老师章太炎因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一处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以“研究学问”为名，住进宅院侍奉恩师。
这段史实，被演绎出一段真假难辨的传闻。黄侃爱好佳肴，是个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湘菜、苏州船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这次，虽有陪同恩师共患难的义举，无奈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对政治风险谈笑自若，对此般饭菜却是举箸难下。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
谁知如此一来却坏了事。黄侃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污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几天就被赶了出来，不准再入宅“研究学问”。
黄侃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作人说，要讲北大名人的故事，黄侃是断不可缺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传说他在课堂上，讲到紧要处，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的记载则无疑是可信的。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切磋学问，一言不合，竟闹得要决斗。不过，两位教授“后又善遇焉”。
时人作诗题咏北大校内名人，题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指他坚守典籍，尤重《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