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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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其他尚未开化的日耳曼部族开战。至于他的继承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皇帝（凯撒）的思想是在他征服北意大利之前产生的，还是极力使拉丁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的教皇利奥三世向他建议的，则是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
在罗马，在是否由教皇为查理曼加冕的问题上，教皇和这位深谋远虑的皇帝之间各显神通。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成功地在圣彼得大教堂出其不意地为他的客人和征服者戴上了皇冠。教皇拿出一顶皇冠戴在查理曼的头上，并高呼他为凯撒和奥古斯都。人群中热烈的欢呼，但查理曼并不喜欢这种做法，他把这当作一种失败，一直难以释怀；他给儿子留下了一条最细致的诏书：不要让教皇为其加冕，一定要将皇冠抓在自己的手中，亲自将皇冠带在自己的头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帝权恢复之初，教皇和皇帝之间就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长期斗争。不过查理曼的儿子，虔诚的路易，并没有遵守父亲的指示，而是完全服从于教皇。
路易死后，查理曼的帝国即告分裂，说法语的法兰克人和说德语的法兰克人之间的分裂变得更加严重。接下来的皇帝是撒拉逊人亨利的儿子奥托，公元919年，他被日耳曼王公及教长会议选举为日耳曼王。公元962年，奥托来到罗马，并在那里被加冕为皇帝。这个撒克逊王朝到了11世纪早期就灭亡了，由其他日耳曼的统治者所取代。在得名于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灭亡以后，西部各种说法语的封建王公和贵族并没有依附于日耳曼帝国。此外，不列颠的任何一部分都始终没有加入神圣罗马帝国。诺曼底大公、法兰西国王，以及其他较小的封建统治者，也始终在帝国之外。
公元987年，法兰西王国脱离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转而落入休·卡佩之手，其继承者的统治延续到18世纪。在休·卡佩时代，法兰西国王所统治的只是巴黎附近的相当小的一块地区。
公元1066年，英格兰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哈罗德·赫德拉达王领导的挪威诺曼人和诺曼底大公所率领的拉丁化的诺曼人两方面的进攻。英格兰哈罗德国王在斯坦福桥战役中击退了前者，却在黑斯廷斯被后者打败了。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失去了与斯堪的那维亚人、条顿人和俄罗斯人的联系，进入和法兰西最为密切的联系和冲突时期。此后的四个世纪，英格兰就卷入了与法兰西封建诸侯的冲突中，在法兰西的战场上消耗着自己。
第32章 十字军东征与教皇统治的时代
很有意思的是，查理曼大帝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哈隆·拉西德，即《天方夜谭》中的哈隆·阿尔·拉西德相互交往。据记载，哈隆·阿尔·拉西德曾从巴格达——此时已取代大马士革成为穆斯林的首都——派遣大使送去了华丽的帐幕、滴漏、大象和一把圣墓的钥匙。这最后一件礼物是精心挑选的，其目的是想挑起拜占庭帝国和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想成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护者。
这些礼物提醒我们：公元9世纪，当欧洲还处于战争和劫掠的混乱中时，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崛起了一个阿拉伯大帝国，它比欧洲所表现出的一切都更文明。在这里，文学和科学仍然生机勃勃，艺术繁荣，人的思想活动不受恐怖和迷信的影响。即使是在撒拉逊人的统治陷入政治混乱的西班牙和北非，理性生活仍然充满活力。在欧洲处于黑暗的这些世纪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仍在阅读和讨论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保护着被忽视的科学和哲学的种子。
哈里发领地的东北部是大量土耳其民族。他们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的信仰比南方活跃、聪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信仰更单纯、更狂热。公元10世纪，阿拉伯势力开始分裂和衰落时，土耳其人却变得强大和兴盛。土耳其人与哈里发帝国的关系，和14世纪前的米堤亚人和最后阶段的巴比伦帝国的关系非常相似。公元11世纪，一群土耳其人、塞尔柱土耳其人南下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名义上他们拥立哈里发为领袖，实际上只是把他当作他们的俘虏和工具。他们征服了亚美尼亚，接着又进攻小亚细亚的拜占庭残余势力。1071年，在梅拉斯基特战役中，拜占庭军队被彻底击溃。土耳其挥军直上，直到扫光了拜占庭在亚洲的统治的任何痕迹。他们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尼西亚要塞，并准备向它进攻。
拜占庭的皇帝迈克尔七世惊恐万分。他已经和掠夺杜拉曹的诺曼冒险者、渡过多瑙河突袭的剽悍的土耳其民族贝奇尼格人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他已经到达极限，不得不向所有可能的地方求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向西方的皇帝，而是向拉丁基督教会的首领罗马教皇求援。他致信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而他的继承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给教皇乌尔班二世写的信就更为急切了。
这是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分裂还不到25年的事情。那场辩论仍清晰的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这次拜占庭的危机，向教皇呈现了一个重新确定拉丁教会对不知情的希腊教会的优势的绝好机会。此外，这次事件还给了教皇解决令西方基督教国家非常烦恼的另外两个难题的机会。一个是扰乱了社会生活的“私斗”风俗；另一个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尤其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过于强大的战斗力。一场针对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在基督徒之间休战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公元1095年）。战争发动者宣称，战争的目的是要从不信教的人手中收复圣墓。一个被称为隐士彼得的人以广泛的、民主的形式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民众中进行宣传。他身披粗布外套，光着脚，骑着毛驴，背着一个大十字架，在街头、市场或教堂向群众发表演讲。他告诉人们土耳其人施加给基督朝圣者的暴行，以及圣墓在非基督徒手中所受的侮辱。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的宣传成果在这时表现出来了。狂热的巨浪席卷了西方世界，基督世界找回了自我。
像现在这样为了一个单纯的观念在普通民众中发生如此广范围的起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罗马、印度和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种现象可与之相比。但是较小规模的运动还是有的，犹太人在从巴比伦解放出来后有过类似的运动，后来伊斯兰教徒也表现过同样的集体精神。这种运动，当然与宗教传播的发展导致生活中萌生的新的精神密切相关。希伯来先知、耶稣和他的门徒、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类灵魂的训诲者。他们使人的良心直接面对上帝。在此之前，宗教更多的是神物崇拜和伪科学的宗教，而不是良心的宗教。旧式的宗教依赖寺院、启蒙牧师和神秘的牺牲，利用恐怖将普通民众像奴隶一样统治。新的宗教则使人成为他自己。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是普通民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历史上。虽然把它称为近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有点过分，但是近代民主主义的确从那时开始出现。此后很久，我们会看到民主主义再次复兴，严重冲击着各种社会和宗教问题。
当然，民主的第一次出现其结局令人遗憾和惋惜。庞大的民众队伍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等待首领和合适的装备，就从法兰西、莱茵兰和中欧向东出发去拯救圣墓。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十字军”。两大群乌合之众在匈牙利陷入困境，他们把刚改信基督教的马扎尔人误认作异教徒，犯下了暴行，结果被屠杀。思想同样糊涂的第三批人在大肆屠杀了莱茵兰的犹太人后，向东进发，也同样在匈牙利遭到了杀害。另外两批人在隐士彼得的率领下，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结果遭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屠杀。欧洲人作为人所进行的首次运动，就这样开始和结束了。
第二年（1079年），真正的战斗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从领导权和精神品质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诺曼人。他们攻占了尼西亚，并基本上沿着14个世纪前亚历山大所走过的路程，向安提阿进发。围攻安提阿花了他们一年的时间，1099年6月，他们开始进攻耶路撒冷，并在一个月的围攻后占领了它。大屠杀是非常可怕的。骑着马走在街上，身上都会溅上鲜血。7月15日傍晚，十字军长驱直入圣墓教堂，降服了一切敌人。他们浑身血迹斑斑，身心疲惫，“喜极而悲”地跪下祈祷。
拉丁与希腊的敌意立刻再一次爆发。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仆人，耶路撒冷的希腊大主教发现处于胜利的拉丁人统治下比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情况更糟。十字军发现自己实际上处于拜占庭与土耳其两种势力之间，必须同时与双方作战。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拜占庭帝国夺回，留下一些拉丁王侯去统治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等两三个小王国，作为土耳其与希腊的缓冲地带，其中伊德萨是最主要的城市。甚至这些小块领土也是靠不住的。1144年，伊德萨又落入穆斯林手中，他们为此发动了毫无意义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伊德萨并未收复，但是处于同样危险情况下的安提阿总算避免了同样的命运。
1169年，一位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重新整合了伊斯兰教的军队，并使自己成为埃及的领袖。他号召了一场反对基督教的圣战，并于1187年重新攻战耶路撒冷，这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并没能夺回耶路撒冷。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1202－1204年），拉丁教会坦率面对希腊帝国，甚至不以任何借口即对土耳其人作战。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由于新兴的大型商业城市威尼斯是这次冒险活动的领导者，拜占庭的大部分海岸和岛屿都被并进了威尼斯的版图。一位“拉丁”皇帝（弗朗德勒的鲍尔文）在君士坦丁堡登基，并宣布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重新统一。从1204年起，拉丁系诸皇帝一直统治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希腊人从罗马统治者手中夺回自由为止。
正如11世纪是塞尔柱土耳其人处于统治地位、10世纪是北欧人处于统治地位一样，12世纪至13世纪初期，是教皇统治的时期。在教皇的统治下，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比此前和此后都更接近成为一个现实。
在那几个世纪中，朴素的基督教信仰真正广泛地传播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罗马自身经历了一些黑暗而不光彩的阶段。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会为十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和约翰十二世的生活辩解；他们是令人厌恶的畜生；但拉丁基督教徒的心灵和肉体还是热切而朴素的；一般的教士和修女都过着典范的、虔诚的生活。正是由于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势力巩固起来。历史上的伟大教皇，有格列高里大教皇，即格列高里一世（590－640年在位），有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即邀请查理曼做罗马帝国皇帝并出其不意地为他加冕的那位教皇。到了11世纪末，则出现了伟大的从事圣职的政治家，有希尔德布兰德，他去世时被称为教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1985年在位）。其后还有教皇乌尔班二世（1087－1099年在位），即从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这两个人开创了教皇支配皇帝的教皇权力至上的时代。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从挪威到西西里及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无上的。格列高里七世强令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沙向他忏悔，并让他身穿麻衣，光着脚站在雪地中，在城堡庭院待了三天三夜等待原谅。1176年，在威尼斯，皇帝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巴布罗萨）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跪，并宣誓忠诚于教皇。
11世纪初，教会强大的势力在于人们的意愿和良心。但它没能保持其力量的基础——道德威信。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教皇的势力已经衰退。究竟是什么原因破坏了基督教国家的普通民众对教会的朴素信任，使得他们不再寻求它的帮助，也不再为其目的服务？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教会的敛财。教会永远不会死，那些没有子嗣的人死后把自己的土地捐给教会是常有的事。悔过的罪人也被劝说这样做。因此，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有四分之一的土地都变成教会的财产。喂得越多，他们对财产的胃口就越大。早在13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牧师不是好人，常常在猎取金钱和遗产。
国王和诸侯们对这种财产的转让也非常不满。在那些封建领主的军队所支持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却养活着修道院中的神父和修女。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支配的。早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以前，诸侯和教皇之间就为“圣职任命权”，即谁来任命主教的问题而发生了斗争。如果这个权力掌握在教皇手中而不是国王的手中，那么后者不但会失去对他的国民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