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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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开头描述的创造世界、亚当、夏娃和洪水的故事，几乎与巴比伦的传说完全一样，这似乎是所有闪米特民族共同信仰的组成部分。有关摩西和参孙的故事，则与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传说如出一辙。不过，关于亚伯拉罕以及其后的故事，却具有了犹太民族的特色。
阿伯拉罕可能生活在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他是一个族长制时代的闪米特游牧民。在《创世纪》一篇中，读者可以读到有关他漂泊的情形、他子孙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埃及俘虏的经过。根据《圣经》的记载，当他漂泊到迦南时，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把这块繁荣城市的美地赐给了他和他的子孙们。
在埃及羁留了多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摩西的领导下，在荒野中整整漂泊流浪了50年，终于发展成了一个由12个部落组成的大民族。后来，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1300年间，他们从阿拉伯沙漠向东入侵迦南。但是，关于摩西和当时迦南的情况，埃及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纪录。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次入侵没有成功，除了上帝赐予的土地中的一些丘陵外，他们一无所获。当时的海岸地带并不属于迦南人，而是掌握在新来的爱琴民族，即腓利斯人手上。他们建立的加沙、加多、阿什杜德、阿斯卡伦和乔帕等城市，成功地击退了希伯来人的进攻。在其后的许多代，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得不蛰居在那片丘陵地带，不断与腓利斯人以及它的同种族的莫阿布人、米堤亚人等征战。读者可以在《士师记》中看到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战斗和灾难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士师记》就是他们不幸和挫败的坦率完整的记录。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无论是哪一方面，希伯来人都是由民间的长老们选出来的类似于祭司的士师来领导的。后来，也就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选出了一个王，由他来率兵作战，他就是扫罗。但是扫罗的领导才能并不比士师更为出色，他自己也在吉尔布亚山一役中，被腓利斯人用弓箭射中阵亡，他的甲胄被送到腓利斯人的维纳斯神庙中，尸身则被钉在贝塞香的城墙上。
扫罗的继承人大卫要比他更为精明，更善于政略，成就也更大。在他统治下，希伯亚来民族第一次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当然，这样的繁荣是建立在与腓尼基的提尔人紧密结盟基础上的。提尔的君主海勒姆似乎是一个足智多谋、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希望建立一条经过希伯来丘陵地带通往红海的安全的贸易通道。当时，通常情况下，腓尼基商人是经过埃及到达红海，但是当时埃及国内战乱频繁，加上或许还有其他阻碍，所以海勒姆就与大卫、他的儿子以及王位继承人所罗门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海勒姆的援助下，耶路撒冷建起了城墙、宫殿和庙宇。作为回报，海勒姆王得以在红海建造航海的船只。于是，大规模的贸易便通过耶路撒冷在南北之间开始了。所罗门也因此带领该民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他甚至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知道，即使在耶路撒冷繁荣的巅峰期，所罗门也不过是一个小城邦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小国王而已。所罗门的权力犹如昙花一现，非常短暂。在他死后没几年，耶路撒冷就被埃及的第二十二王朝第一任法老谢克所占领，昔日的繁荣被彻底摧毁。许多评论家曾经对《旧约》中的《列王纪》和《历王记》中所描述的关于所罗门豪华富贵的情形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那些都是后世的撰写者出于爱国心和自尊心而加以粉饰和夸张的。但是，如果仔细去阅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罗门王国豪华程度远没有第一次阅读时那样令人惊叹。如果去丈量一下所罗门神庙，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比一个郊区的小教堂大。如果我们从亚述人的纪念碑中得知，所罗门的继承者埃哈卜曾经派遣一支2000人的军队与亚述军队对垒，那么所罗门的1400辆战车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没有什么让我们震惊的了。另外，《圣经》上还有明确记载，所罗门是一个挥霍残暴、虚荣心很强的君主，他对人民课以重税和沉重的劳役。所罗门一死，王国的北部就从耶路撒冷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以色列王国，不过耶路撒冷仍然是犹太国的都城。
希伯来的繁荣是短暂的。海勒姆死后，提尔停止了对耶路撒冷的帮助。此时，埃及又一次振兴强大起来。以色列和犹太国的历史就成了夹在北方诸强先是叙利亚、稍后是亚述，再次是巴比伦与南方埃及之间的两个小国的历史。这段历史充满了艰难困苦，希伯来民族在灾难和不幸中苟延残喘；这段历史也是未开化的君主统治着一群野蛮民族的历史。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人吞并，所有的人都成了俘虏，以色列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就像我们上文讲过的，犹太国继续斗争，但也在公元前604年遭遇了与以色列同样的命运。在圣经故事中，从士师时代以来的希伯来历史，或许存在着批评和探讨的余地，但大体而言，上面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故事，与上个世纪人们对埃及、亚述、巴比伦所发掘遗迹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希伯来人在巴比伦羁留期间，开始收集整理他们的历史，并发展了他们的传统。当居鲁士允许他们回到故土耶路撒冷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知识上，他们都已与被俘时大不相同了，他们已经学到了文明。在此，我们必须非常关注在希伯来特有的民族性发展上，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一种人，或者说某种新型的人，那就是先知。这些先知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突出的力量，已经在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第8章 犹太的祭司和先知
亚述和巴比伦的衰落，只是即将降临在闪米特民族头上的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件。公元前7世纪，看上去好像整个文明世界都操纵在闪米特民族的统治者手中。他们统治着庞大的亚述帝国、征服了埃及。亚述、巴比伦、叙利亚全是说着彼此相通语言的闪米特族系的国家。世界贸易也掌握在闪米特人手中。他们在西班牙、西西里和非洲的殖民地甚至比腓尼基沿岸的本土，如提尔、西顿等城市的面积还要大。公元前800年之前就建立的迦太基城的人口已经超过百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迦太基的航船经常前往不列颠，甚至到达大西洋外。他们还可能抵达过马德拉岛。我们曾经在前面提过，海勒姆和所罗门为了开拓阿拉伯与印度间的贸易，如何在红海合作建造过船只。在尼科王时代，已经有一支腓尼基远征队，绕非洲航行了一整圈。
当时，雅利安人民族还是野蛮民族，只有希腊人已经开始在他们摧毁的文明的废墟上创建新的文明。而米堤亚人，就像一块亚述碑文所记，逐渐成为了中亚的“可怕的”部落。公元前800年，谁也不会预想到，在公元前3世纪，闪米特民族的统治会被说雅利安语的野蛮人所全部覆灭，更不会相信各地的闪米特族人竟或者臣服于雅利安人，或者成为其属国，或者被迫流离失散。除了在阿拉伯北部沙漠上的贝都因人仍然固守着游牧生活，坚守着萨尔贡一世以及他的阿卡德人民出征苏美尔以前的古代闪米特的生活方式外，其他各处的闪米特人都被征服了。但是，阿拉伯的贝都因人永远没有被雅利安人统治者征服。
在这波谲云诡的500年中，闪米特文明遭到了破坏和蹂躏，只有一个民族始终团结一致，固守着古老的民族传统，他们就是被波斯人居鲁士遣回耶路撒冷，重建自己国家的弱小犹太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伟业，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编纂的那部文献《圣经》。与其说是犹太人写就了《圣经》，还不如说是《圣经》塑造了犹太人。贯穿《圣经》始终的思想，是一种与其他民族思想完全不同的精神，这就是他们在2500年艰苦、冒险和被压迫的境遇下产生的激人奋进、教人忍耐的思想。
犹太精神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的上帝是遥远不可见的。这个见不到的上帝居住远方，而不住在建造的庙宇里，它是全世界真理的主宰。其他各民族也都有自己信奉的神，这些神一般居住在庙宇里，有自己的偶像。如果这个偶像被破坏、庙宇被毁坏，那么神灵便会化为乌有。然而犹太人的上帝却属于一种全新的观念，他高住天国，超越于一切祭司和牺牲。犹太人相信，阿拉伯罕的上帝之所以把他们选作子民，是为了让他们光复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的真理之都。正是这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激励了犹太人。而这种意识，在他们被遣送回耶路撒冷那刻起就已经烙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了。
在那个被推翻、被征服的时代里，大批使用着相同的语言、有着无数共同习俗、习惯、嗜好和传统的巴比伦人、叙利亚人以及后来的腓尼基人，都被这种精神崇拜所吸引，进而要求加入进来，承诺履行誓言，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在提尔、西顿、迦太基以及西班牙的其他腓尼基城市衰败后，腓尼基人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不仅在耶路撒冷，而且在西班牙、非洲、埃及、阿拉伯和东方，凡是腓尼基人到过的地方就有犹太人的团体。他们是靠《圣经》和通过阅读《圣经》而聚集在一起的。从一开始，耶路撒冷就不过是他们名义上的都城，他们真正的都城就是这部《圣经》中的精神。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早在苏美尔人和埃及人把象形体变为文字之时就撒播下了种子。犹太人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民族，他们没有皇帝，也没有庙宇（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耶路撒冷公元70年被毁的情形），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神秘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圣经》中文字的力量。
犹太人这种精神上的团结，绝对不是祭司们或政治家们通过事先计划、设想及推行而形成的。随着犹太人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不仅仅产生了一种新的团体，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人。所罗门时代的希伯来人，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和其他的弱小民族没有任何区别，聚集在宫殿和神庙周围，为祭司的智慧所引导，受到野心的统治者所操纵。然而，读者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新型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先知”，的确已经存在了。
分裂的希伯来人身上的困苦越是深重，先知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这些先知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先知伊齐基尔出身于祭司阶层，先知阿摩司则是身披羊皮的牧羊人。不过所有的先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忠诚只献给真理之主，而不是别人，他们直接与民众进行对话。先知们从不接受任何人的许可和任命。“现在，神的旨意降临在我身上了”就是他们的任命仪式。他们热衷于政治，鼓动民众起来抵抗埃及“那折断了的芦苇”，或者促使民众抵抗亚述或巴比伦。先知们无情地揭露祭司阶层的怠惰和国王的暴虐。有些先知致力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造”。他们四处宣传：富人们“正在压榨穷人”；奢侈的人在浪费孩子们的面包；富有的人成为异族的朋友，并且还模仿异族人享乐和奢侈的恶习。而这一切都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所憎恶的，他必将降祸于这块土地。
这些痛斥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并被世代研究。犹太人走到哪里，先知就出现在哪里，这种新的宗教精神也就传播到哪里。他们促使民众抛弃祭司和庙宇、超脱朝廷和帝王，把人们引导到真理之主面前。这是先知在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赛亚的伟大演说中，先知的声音上升为一篇美好的预言：全世界将在唯一的真神庇佑下实现统一和和平。犹太的预言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先知都如以赛亚一样持有这种主张，聪明的读者肯定也会在先知的书中发现许多仇恨和偏见，有些预言甚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极具危害性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正是那些在巴比伦被俘时期的希伯来先知出现，标志着人类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力量。这是一种呼吁个性道德的力量，一股呼吁反抗一直束缚和禁锢人类发展的物神崇拜的牺牲和奴隶式愚忠，争取自由意志的力量。
第9章 希腊人
在所罗门统治结束（大约公元前960年在位）之后，分裂的以色列和犹太王国遭受重创，民众游离失所。当被俘的犹太人开始在巴比伦发展自己的传统的时候，另外一种左右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希腊传统也日益发展繁荣。当希伯来的先知们致力于在人类与永恒的、万能的真理之神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直接的道德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