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成为亿万富豪-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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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壳牌”石油和美国的“熊猫汽车城”上马、大亚湾核电站上马、哑铃湾深水港通用泊位动工……在一系列大项目的带动下，淡水的其他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建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建筑业一下子红火起来，建筑材料也成了热门商品。我的砖厂生产的砖顿时不愁卖不出去了。　　　　
　　　　到年底结算，还清所有债务，弥补了以前的亏损，还净赚了10多万元！这是1985年。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淡水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一些经济家和投资商纷纷将目光对准淡水。许多有见地的投资者和资历颇深的经济学家都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些权威人士的论断比许多一厢情愿的号召更起作用，那一段时间来淡水投资的人不断增加，境外的多，内地的也多，不仅经济部门来，企业、事业单位来，甚至连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也组成投资公司前来。大家都用深圳模式来对照淡水，似乎都在想，深圳那趟车已经因为犹豫而误掉了，淡水再也不能耽误了。　　　　
　　　　正是由于这股热潮的影响，那以后的建筑材料越来越紧俏，砖价几乎天天涨，到后来高到每块3角以上，是过去的10倍。就是这么高的价钱，我的砖厂生产的砖还是供不应求，砖厂门口那条小公路上，很难得见到没有运砖车的时候。　　　　
　　　　到1987年中，我的砖厂已经是每天都可以赚几千元钱了。　　　　
　　　　这时候，我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来了。我又新建了一个砖厂，主要交给我哥哥去管理。我有意这么干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我哥哥的积极性，减少我和他之间的互相制约，或者说是减少我们双方的内部能量耗费，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各自的本事。　　　　
　　　　应该说我的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到1988年底，我的纯盈利已经达到200多万元，这些盈利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存款余额。这笔钱对于我下一步的腾飞奠定了很有力的资金基础。　　　　
　　　　那时候我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经营上一顺利，必然产生其他的不顺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只是我在砖厂经营刚刚开始顺利时，就本能地预感到会有其他的不顺利出现。果然，最先让我感到麻烦的事不是来自砖厂内，而是砖厂周围的当地人。　　　　
　　　　这些当地人中有过去就是这个砖厂的拥有者之一，有的虽然不是过去这个砖厂的主人，却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也有的是与什么都无关的人。说起来，他们之间在以前还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有过矛盾与摩擦，现在看到我经营这个砖厂发财了，居然就“不计前嫌”，目标一致地来惹我了。　　　　
　　　　我不愿意在这里重复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只告诉您，那些事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有的仅仅是为一点泥土，有的仅仅是为了捡一点半截砖。由于事情小，一开始就没有引起注意，我忽视了这些泥土和这些半截砖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应该引起警惕的是，我是一个外来人，一方面是我用他们过去拥有的东西发了财，另一方面是我同情从四川千里迢迢来这儿打工的人，厂里多数工人是聘用的四川老乡，这就很容易使得砖厂周围的一部分当地人心态失去平衡。再有，也有一些四川来的打工仔慕名来我的砖厂要求打工，因为砖厂容量有限，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产生了不满。这些事由于开始没有引起重视，以致后来添了不少麻烦，还发生了一些纠纷。　　　　
　　　　麻烦出现后，我立即寻求解决的办法。后来我才发现，我无意中干了一件十分成功的事，那就是我没有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首先，而且是主要的，从我自己身上去反省找原因，我那时候明显地感觉到是自己“小气”了一点，有历史形成的原因：过去我太穷太穷。　　　　
　　　　明白了这一点，我立刻对砖厂的所有员工提出严格的要求，一切以团结为重，包括团结厂内厂外的人。我把这一点提到了与劳动纪律同等的位置。　　　　
　　　　然后，我尽量做到在处理有关经济的纠纷时，适当地做一些让步，或者说就是有意地让别人占一些便宜。有的当地人来捡半截砖，我不仅要求工人对他们热情客气相待，而且，对有些特别需要的人，还有意识地送一点好砖。东西不多，但他们心里特别满意，换句话说，当地人的经济条件大多不差，人家看重的不是那么一点点东西，而是看重你给了他“面子”，对他的尊重。　　　　
　　　　同时，我又主动地为当地的公益事业做了一些捐赠，出钱给当地办了一些好事实事，让他们明白我不仅仅是来发财的，也是真心实意地来参与这里的建设的。并且，我也有意地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学得很像，不认识我的人听我说粤语，还以为我是当地人。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作用却很大，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在彼此间产生，隔阂距离自然就缩小了许多。　　　　
　　　　处理好了邻里关系，对我下一步的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内地人经常爱说“感情投资”，有的人理解欠全面，常常把这句话当成揶揄意味来理解。其实不然，假如做得正派、合情合理，假如不是挥霍国家钱财，这实际上是非常现代化、非常有实际效益的一项措施。　　　　
　　　　离开功利来看，能不能处理好邻里关系，不仅是表明一个人的水平，实际上也是表明一个人是不是有教养。　　　　
　　　　“落魄时不卑微，成功时不盛气凌人。”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必然生活得不愉快，终日被牢骚和怨气纠缠，最终影响自己，干不好要想干的事情。　　　　
　　　　这两句话是我同两个记者聊天时，他们给我总结出来的书面语言，尽管不是我的原话，但确确实实是我的最珍贵的体会之一。我在实际中就是这么干的。我的事业能够连连成功，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所谓我行我素，所谓孤傲，几乎都是失败者想出来平衡自己心态的话。李白要是懂得尊重人，懂得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他就不会丢了皇帝身边的美差，跑到民间来喝“筋斗酒”。幸好他的才气过人，虽然丢了“小康生活”，总算留下了不少空前绝后的诗篇。我们来设想，假如是一个才气普通、水平一般的人呢？其实不用“假如”了，我们身边这类人和这类事多得很，许多人终生不得志，不知道为什么不找一找自己身上的原因。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1）

　　　　当某一项目相当红火时，您必须预见它的衰退之日。　　　　
　　　　到1988年时，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老板了，几百万的资产，无论如何这辈子也够吃了。按照小农经济的逻辑和规律，我可以见好就收，“金盆洗手”；或者是按现有的已经成功的经验，将砖厂平稳地运行。这两条方案，不管执行哪一种，我都可以坐享清福了。　　　　
　　　　但我没有选用这两种方案。　　　　
　　　　我觉得如果是那样，我等于是又回到我的父母那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上去了。　　　　
　　　　倒不是说老人们那一种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有什么不好，我还没有水平指出其中的不好在什么地方，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如果又返回到那上面去，我千辛万苦出来打工干什么？就为了挣一点钱吗？　　　　
　　　　后来有记者说我是“在奋斗中实现自我，在过程中追求新的财富”。这话听来太书面了，有点像小青年喊的口号似的。同时，文字念起来倒是顺口，理解起来却有些不着边际。　　　　
　　　　我那时候想得其实很简单，也很实际。我觉得自己的经营水平在良好的大环境中开始施展开了，但是，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不想就此罢休。这有点像举重运动员，平时训练能够举起100公斤，临到上场只举了50公斤，教练就不叫他举了。又有点像喝酒，本来喝个六七两不成问题，可是老婆只准喝1两。您可以把这说成是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说成是没有尽兴。您怎么去猜测去理解那种心态都无所谓，反正，我那时候就一门心思：不想停下来！　　　　
　　　　当时，是不是继续干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费多少脑筋，真正让我反复思索过的是，200多万元现金投往什么项目。　　　　
　　　　还没有投入时，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说我想到了也有可能全部亏光。万一是这种局面怎么办？这一点是必须要想到的，正如古书上说的“未行兵先看败路”，假如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决策反而会不周到。　　　　
　　　　我那时候想到了最坏的一点，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又回到打工仔的行列中去。过去我过的就是最穷最底层的日子，难道还有更坏的后果吗？当然，那是必须在不死不犯法的前提下。　　　　
　　　　想到了这些，我很快又清清醒醒地想到了避免这一点的办法，我决定始终不伤我的两个砖厂的元气，只拿盈余的200多万元出来拼搏，即使亏光了，砖厂还在，还可以再积累、再拼。　　　　
　　　　我不会容忍自己回到一无所有的状况。　　　　
　　　　未来与过去只可能相似，不会完全一样。　　　　
　　　　这么一思索，我心里坦然了，也轻松了，但并不是说我就会轻率地将资金乱投一个项目。投资不是赌博，不是碰运气。投资肯定是有冒险因素，但那是有目的、有方法的。说句玩笑话：是属于“睁开眼睛跳岩”，不是闭上眼睛乱跳。它是一种凭智力、凭眼光、凭胆量，也凭实力的综合性竞争。它最大的诱人之处其实就在这里，就在于它显示的是一个人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本事。　　　　
　　　　我自小没有读多少书，那时候也还没有去中央党校学习，对于高深的先进的经济理论几乎没有接触过。那么，我的决策依据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实践中的积累，也就是说，我注意了平常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遇到的。我没有把一些让人惊叹的东西仅仅当做笑话或“龙门阵”来听，我经常有意识地在心里过滤出它们当中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淡水对岸就是香港，那里有许多亿万富豪，其中有的就是在广东长大的人。我从别人闲谈中听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搞房地产起家的。都说全世界公认最赚钱的行业有军火、石油、银行、房地产、高科技等，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自身的具体条件，我在着手投资以前，心里就有了定位，有两样可以干：房地产和高科技。　　　　
　　　　并且还进一步地想到了，条件最接近的，可以先行一步的是房地产。　　　　
　　　　以前想到了而没有动手，是在等大环境的条件。　　　　
　　　　1988年底，我认为大环境的条件开始成熟了。那时候，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说惠阳县城要迁移到淡水来，只是迟迟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那时候大亚湾的“熊猫汽车城”、“壳牌石油”、“核电站”、“惠州港”等几个大工程已经上马了，淡水镇的各级干部也在多次反复发动当地人开展房地产业务。书记、镇长、村长到处动员，磨破嘴皮劝大家征地搞开发。结果，仅仅只有个别人抢占滩头阵地似的在黄金地段小敲小打地征用了一点地，留在那儿准备自己修商业用房，大多数人依然按兵不动等待观望。　　　　
　　　　淡水的干部们没有办法，这些具有高尚风格的领导们只好硬着头皮带头买地，就像当年深圳初开股票市场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股票一样。干部们选的多是偏僻的地方，远离公路，他们并不想抢黄金地段，只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群众看干部”的习惯，干部们尽管自己面临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搞开发，同样需要做出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真是难为了那些基层干部们，仅仅只要17元一平方米的土地，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人愿意买。　　　　
　　　　我很赞同《商界》杂志两位记者在写我的文章中写到的一段话：世上所有成功的先例，无一不是基于几个重要前提：对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对投资项目的了如指掌，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变动方向及可能性有准确的预见。否则，任何高风险只会带来大亏损。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些带理论性的东西，我只是根据自己积累的实际知识，一遍又一遍地对淡水的房地产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2）

　　　　我一方面参照宣传品，一方面用自己的眼光来掂量：淡水的地理位置特殊，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近在咫尺；交通四通八达，不仅现有的公路规模具备，规划中的京九铁路主干线也要由此通过；大亚湾西北隅的哑铃湾，是中国南部沿海少有的天然良港，水域宽，风浪小，回淤少，当地史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