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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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花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强，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眼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子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户。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户。耿伟强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强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强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管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子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耿伟强的提醒让我绝路逢生，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母亲出院时的满足与感动，母亲走在城市的阳光下，情绪宽松，母亲终于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
我对耿伟强说：“我本来打算最后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应我有困难直接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我没做过生意。”
耿伟强说：“你叫郑县长批条子，剩下的事我来办。”合安特曲“销路不错，酒厂用的大麦远远不够，我们从河南调两车皮大麦送到厂里，只要你舅舅打个招呼，三万块钱差价就到手了，我只拿个手续费，其余的钱全归你。”
我说：“我马上就去找舅舅。”
耿伟强说：“如果要想做得快一点，叫郑县长在县水泥厂批五十吨水泥给我。拿到条子我立即就给你一万八千块钱。”
我问耿伟强：“这样做是不是违法？”
耿伟强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连省长、市长、中央首长的儿子都在经商，都在批条子，违什么法？商品社会，这叫搞活经济。”
我忽然又担心了起来：“我舅舅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耿伟强用套着钻戒的手指敲着桌子说：“现在哪个官倒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领导干部？平头百姓、共青团员有权批条子吗？再说，你这是等钱救命。”
走出“同兴楼”，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
2
舅舅住在县政府大院宿舍区一座带院子的平房里，当晚我酒气熏天地敲开了舅舅家的门。舅舅坐在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叫《河殇》的电视专题片，我进去的时候，舅舅拍响了身边的木质茶几：“太不像话了！”我以为舅舅在骂我喝酒，就站在舅舅的身边毫无必要地搓着双手，不敢坐下。
舅舅指着电视对我说：“什么黄｜色文明，海洋文明，简直胡说八道！没有长城这座围墙，豺狼虎豹不都进来了？”
舅舅在骂电视专题，我心里顿时放松了许多，连声附和说：“舅舅说得对，乡下每一家、城里每个单位都是有围墙的，小偷太多了。”
舅舅示意我坐下来，然后跟我说了许多关于理想和信念的话，他说现在年轻人很成问题，整天想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从来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国家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终就是要每个人都成为极端的利已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我在这个冬天的晚上，晕头转向地跟着舅舅一起揭批自由化的祸国殃民，我借着酒力说：“我保证跟自由化划清界限。”
舅舅的家很像乡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手工作坊，几个做工粗糙的老式的柜子倚在墙角里，米缸、腌菜坛子和几张木质的椅子同时挤在十几个平方的客厅兼饭厅里，墙上挂着一串串干枯的红辣椒和几张印有刘晓庆、杨在葆头像的年历，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腌菜的酸腐味，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将黄河长城故宫阿波罗神庙自由女神像全都弄得黑白分明、势不两立。
舅妈从废品回收公司下岗了，每月只拿四十块钱生活费，表妹还在上小学，全家只靠舅舅一个人工资。当时我很幼稚地想，是不是因为舅舅家里太寒酸，才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
说完了反自由化的事，我向舅舅说起了借钱的艰难，舅舅沉默了一会，说：“最近我的工作太忙，等过了这几天后，我来帮你借。”
我将倒大麦卖给县酒厂和批五十吨计划水泥的想法告诉了舅舅，舅舅突然用警惕的目光盯住我，他声色俱厉审训我：“谁给你出的坏主意？谁让你胆大包天地来找我的？”
在舅舅尖锐目光的压力下，我只好出卖了耿伟强，舅舅又拍桌子了：“耿天龙这个混蛋只要再晚两年退休，我就让他后半辈子每年在大牢里看春节晚会。商业局每年计划内的自行车、彩电全都被他儿子套走了，什么东西！”舅舅气得骂了起来。
我知道舅舅是一个正派本分的人，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沾舅舅的光，但这次是救我母亲的命，我必须硬着头皮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看着舅舅拿出了烟，我立即上前划着火柴给他点火：“舅舅，实在借不到钱了，只有你能救我妈的命，你就开一次后门吧！”
舅舅粗暴地推开我点火的手：“不行，一次也不行！”
火柴梗上的火焰和我心中的希望同时在我冰凉的手上熄灭了。
舅妈是一个直性子的粗人，她夺过舅舅手里的香烟狠狠地扔在地上：“你这个人不给我安排工作就算了，你连亲姐姐都见死不救，你还算人吗？”
舅舅被舅妈过激的言行镇住了，他坐在仿冒的真皮沙发上一时不知所措，眼睛盯住黑白电视，电视上一个外国男人正心情愉快地刮脸上的胡子，是一个“吉列”刀片的广告。
舅妈趁机将自己心中的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出来：“你优秀共产党员就了不起了，电视上聂荣臻连日本鬼子的女儿还救呢，人家官比你小，人家聂荣臻不是优秀共产党员？”
舅舅终于打断了舅妈的话：“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呀，怎么能这么乱比呢？”
舅妈不依不饶地说：“你姐姐讨饭供你上学读书，背着粮食走几十里送到学校，自己累倒在学校门口，六0 年不是你姐姐，你能活到今天？当了个副县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是当了皇帝，还不把穷亲戚全都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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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声音软了下来，看看呆若木鸡的我，又看了看满脸怒气的舅妈，他说：“你们应该理解我，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开一次后门和开一万次后门，性质是一样的。”
过了一会儿，舅舅突然又对舅妈说：“你也不要再给我冒充有情有义了，好像别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家里的钱一分也不要留，还有准备买彩电的两千三百块钱，统统给我拿出来。我看黑白电视很好。”
舅妈顿时傻眼了，她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身子软软地走进了里屋。
这时，在里屋做作业的表妹跑了出来，她递给我一个苹果：“表哥，你别跟我爸斗气，他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舅舅朝表妹挥挥手：“去屋里做作业去！”
表妹噘着嘴走进屋里，狠狠地关上房门。舅妈将两千六百块钱交给舅舅：“积攒十几年了，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舅舅将钱点好后塞给我，我将钱又垛到舅舅的茶几上，然后用一种一刀两断的语气对舅舅说：“这点钱，救不了我妈的命。我还有血可卖，我再也不会求你了。”说着我一转身就冲进了屋外满目的黑暗中，我听到舅舅在后面喊着我的小名“大宝”。
耿伟强听说我舅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就安慰我说：“这件事没办成，最悲哀的不是你，而是你舅舅。我敢打赌，不要多少年，你舅舅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说实在的，这些年做生意，我见过比你舅舅官大的人太多了。当官的都成了焦裕禄，学谁去？”
耿伟强又给了我一百块钱路费，他要我赶紧去南京照看我母亲，等过段日子资金回笼了，他给我送钱去。耿伟强的话使我冰凉的心里弥漫起一股股暖流。
我揣着东挪西借来的五千多块钱赶到了南京，我对医生说能不能先给我母亲做手术，剩下的钱我继续借，我的血是0 型的，在南京能卖个好价，钱肯定能还上。那位戴眼镜的医生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说，医院里是从来不赊账的，此事不好办。
一个多月不见母亲，母亲已经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她脸色枯萎，神情绝望，但见到我后却强作笑颜，这回轮到她来骗我了：“妈胃里的瘤已经消掉了，现在不疼了，我们回家吧！”我说：“妈，舅舅说过段时间就来看你，他会送钱来的，我们等你做完了手术一起回家。”
我一边找医院求情，一边去卖血。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母亲终于静静地走了，她是在夜里咽气的，没有留下一句话。父亲在医院陪护，我睡在附近的防空洞里，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我看到那天医院的上空飞过一群鸽子，我想象着母亲跟它们一起飞走了，当鸽哨声越来越远直至无影无踪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母亲真的不在了，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母亲走的那天下午，我舅舅托来南京出差的人将两千六百块钱送到了医院。我擦干眼泪，将钱扔在地上：“请你将钱还给郑副县长，让他买台彩电，好好看一看这世道是如何绝情无义的。”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扶着弱不禁风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家里空空荡荡，残破不堪的旧家具上落满了灰尘，门头上的蜘蛛网错综复杂。一只老鼠蹲在稻箩里专心致志地吃着粮食，它胆大妄为地盯着我母亲的骨灰盒，好像是我们入侵了它的领土。我赶走老鼠将家里清扫干净后才将母亲的骨灰盒抱进堂屋，然后我将母亲放在堂屋正中间的台柜上，母亲没有遗像，她活在我心里。
母亲埋在外婆的坟旁边，安葬那天舅舅来了，他将母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睬舅舅，我觉得他的眼泪相当虚伪，既没有悲伤的真情，也没有真实的忏悔，我觉得舅舅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他是一个政治木偶。
他跟我们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坟头，我们这里的风俗是“死者为大”，无论是长辈平辈下辈都要向死者的坟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个人例外，在黑压压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却站着，他只是对着我母亲的坟头三鞠躬。我将舅舅理解成一种物质。
那天的风很大，天空的黑云像破棉絮一样在翻卷着，纸钱烧出的灰飘向空中在风中漫天飞舞。埋下母亲后，天就开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舅舅在母亲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给我父亲一千块钱。我要将钱送回去，父亲对我说：“你舅舅也有他的难处，一个乡下穷孩子当到了副县长，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谨慎办事。你妈得的是绝症，我们对得起她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我母亲那天夜里死于自杀，她已经感觉到了我舅舅并没有真正帮忙，所以也没凑齐做手术的钱，她是在极度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的。这一点我后来在省城曾向一位名医详细询问过这件事，他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么多年来，我认为母亲的自杀就是因为舅舅的见死不救，这种判断非常顽固地成为我的一种意志，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舅舅的，不管他当初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和伟大的理想，我只能从生命和亲情的本身来理解这件事，这使我在精神的幻灭中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失眠。
那一年春节过后，父亲瞒着我去县城找过一次舅舅，他带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无礼向舅舅道歉，然后求舅舅给我调换一个能拿到工资的单位，父亲说家里因母亲看病和办丧事欠了上万的债务，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