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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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怎么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也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的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就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3“柔道”开国“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条白色的阳鱼和一条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当我们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攀天莫登龙
走山莫骑虎
贵贱结交心不移
唯有严陵及光武
唐/李白/箜篌谣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从始至终地贯彻“柔道”的人，当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他不仅在为人处世上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是以善玩“柔道”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十二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下。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欠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刘秀坚决反对逃跑，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敌人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而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然后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谈起昆阳之战的胜利，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并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
邓禹像
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诫诫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得天下，这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吗？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