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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读史有学问-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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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了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覆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三苏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世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到了这帮小人的谄害。王安石像

  王安石是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后世对其争议极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篇,专门诋毁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还是后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好,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您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殃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司马光像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不朽。”这“三不朽”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从司马光一生来看,虽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还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除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但为了当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去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以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苏轼墨竹画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了,立即串通舒亶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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