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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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河Φ比霉窭斫猓毡揪褪且蕴旎饰行牡纳竦墓遥竦勒瘟司褪俏四康亩疃�30年，接着又表示，将以政府的立场积极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动。
6．“右翼”当权（4）
与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种“羞耻型文化”。前者认为，人类尽管有原罪，但是可通过悔罪使灵魂获救，悔罪行为值得称道。后者则将失败与公开认罪视为一种耻辱，主张拼死报复，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义的内核中包含后一种文化心态。“皇国史观”认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那么按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就根本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为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战犯翻案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1960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正平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1958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1960年7月17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印发的小册子《殉国七士奉赞会》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于1980年。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巢鸭监狱行刑处立了一块纪念碑，其正面碑文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行刑于此”，“故此地为历史遗迹”。其实，早在1951年，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该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1955年4月开始接受参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最终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第三座是1982年５月30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7。3米、重130吨，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战犯翻案的主张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免职。他不但不知悔过，而且活动更猖狂，并在同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应该是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消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文章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鼓吹得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
6．“右翼”当权（5）
1998年5月间，日本还正式上映一部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影片，更把二战中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塑造成“自尊自爱”的英雄，是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受害者。
然而，百般粉饰抹不掉鲜血写成的历史，任凭日本右翼势力如何辩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战犯永远是战犯。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战争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日本右翼政客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国际公约的规范。其言论反映出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丝毫没有犯罪感，没有人类道义感，没有历史责任感。日本政要的谬论，其言可诛，其心可怖。日本右翼政客对战争法的刻意曲解和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在反复试探中国和其他亚洲二战受害国的承受底线。它实际上是有预谋地、逐渐地寻求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和准则的一种突破。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膨胀，无论是对日本国内还是对东亚地区，都是一个不祥预兆。日本戳痛的是历史的神经，破坏的则可能是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说，美国对日本的做法，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公开反应，但可以预料，一旦日本右翼势力搅乱东亚合作前景，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一是因为这与美国在东亚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日本如果搅局过度，谁也不敢保证日本会不会习惯性地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至有一天去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 改史———日政府为右翼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开放绿灯
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4月5日下午公布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竟然被文部科学省认定合格。
这本新历史教科书与2001年通过的教科书相比，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提法更加露骨。该教科书污蔑说，中国人“由于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激的特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活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激烈”。由于“共产党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因此中日战争是“由共产党挑唆引起的”。卢沟桥事件是由于“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1937年8月在上海也是“两名日本士兵被射杀，以此为契机，日中间的冲突全面扩大”，“发展为以后八年的日中战争”。似乎日本在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和被迫的，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有3 500多万人伤亡，其中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就达30多万。对此该教科书却只字未提，反而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而且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是日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的‘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它甚至还妄言台湾地区一直“在中国统治之外”，中国从没有对台湾地区行使过主权。
此书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和韩国等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任意歪曲历史、遭到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的教科书，却冠冕堂皇地被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定为东京都台东区首所初高中连读的公立中学白鸥高中附属初中的历史教科书。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是东京都的政府部门，教委成员从社会各界选定，由东京都知事提名经议会通过。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团体代表说，谁都知道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右翼色彩，他选用的教育委员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据揭露，为了支持采用扶桑出版社的教科书，政府要员和自民党议员河村文部科学大臣、自民党干事长安倍亲自出席为其打气。安倍公然声称“从军慰安妇不是历史事实，上次审定教科书时左的势力对‘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进行压制，剥夺了言论自由”。被石原任命为公务员的横山洋吉却以教育长的身份出席这次集会。在石原慎太郎的授意下，东京都教委对白鸥高中施加影响，并派遣右翼人士担当学校的顾问，东京都教委通过右翼教科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历史教科书成为国际问题其实远不是最近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就想通过审定制度把侵略战争的史实和“侵略”字眼从教科书中删掉。在1982年的审定中，对于在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欲推卸责任。对此，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的近现代史与中国、韩国的近现代史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如何记述过去的历史，对于中国与韩国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因此，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在审定标准中追加了新的原则，即“在记述与近邻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关的问题时，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再次向着删除或缩小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等方向发展，这是出现上述扶桑社教科书那样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前因。
6．“右翼”当权（6）
众所周知，从日本战败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确有一批正直的日本人，在“一亿国民总忏悔”的口号下发自内心地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他们的努力下，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1995年8月15日，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的讲话，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而且通过亚洲女性基金会，向150多名原亚洲国家“慰安妇”道歉，并支付了日本国民的赔偿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反对“自虐史观”的右翼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提出修改现行教科书，删除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的内容。日本政府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拒绝以国家立场向慰安妇谢罪与赔偿。由于政府官员的怂恿与推波助澜，早在1996年12月，冈山县就有30多个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