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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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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2)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于佑任曾为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邵飘萍:昔日《京报》,旧时报人(1)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字飘萍,著名记者,《京报》创始人。
  谭嗣同刑前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国近代政坛的笑声,恐怕无出其右者。那是1898年。28年后,某个晨曦将露的夜里,北京天桥刑场,中国新闻界最豪气干云的笑声,在枪声之前爆发。
  人:邵飘萍;报:《京报》。
  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或曰,监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或曰,他临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态平静。
  罪名很“干脆”:“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实则,邵飘萍反对奉系军阀,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在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之一《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1917年3月,中德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前,他就实践了这一主张。
  那日,邵飘萍在国务院偶然听到院仆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总理段祺瑞下午将前往美国使馆访晤。这个电话立即触动了他的新闻神经,使他联想起时值美德断交,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因而此时段祺瑞的会晤,很有可能会涉及中德关系。于是他抢先来到美国使馆,单刀直入向一位参赞询问双方会见的目的和内容,参赞大惊,他趁势表示自己并非局外人,只是想证实一下已经得到的消息。如此虚虚实实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国政府对自家使馆的有关指示。随后他赶回国务院,向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内情,现在希望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条独家的内幕新闻。
  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政府如何听命于民意?当年,邵飘萍曾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飘萍的力争下,阁议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才大惊失色。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为勉励同人,邵飘萍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被屠;38天后,邵飘萍被屠;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屠。

  邵飘萍:昔日《京报》,旧时报人(2)

  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1)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2004年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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