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朕即国家-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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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矿税的主因。”
叶响摇摇头，“矿税一事，有错可以改，税率也可以调整，人员可以约束，如果因为有弊端就废除，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况且政府收税天经地义啊，不收税国防开支、基础建设、官员俸禄等哪来的银子啊。嗯，那这些年一共收了多少矿税？”
袁可立与户部尚书李汝华同为河南人，私交甚好，其长孙袁赋诚娶李汝华孙女即贵州都匀府知府梦星公女为妻，是亲家，所以他对税收略有耳闻，“从万历25年到万历34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560余万两，黄金12000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50余万两，黄金1000多两。最近几年的数据不太清楚，但每年也只在这个数之间浮动。”
叶响结合前后一分析，非常气愤，“一个商人年入百万，而国家的税收一年还不及其一半，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朝中就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反对理由还有什么？”
最后，袁可立沉默良久，缓缓吐出几个字，“与民争利。”
叶响听袁可立的结论，有些不可思议，这怎么是与民争利呢，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向后倾，双手抱胸，紧紧的盯着袁可立，觉得他变得陌生起来。
袁可立感觉到了储君的防备疏远，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这是大臣们说的，不代表微臣的意思。矿监之弊虽然受损的是哪些富户，但朝中官员多与之有利益纠葛。又比如海禁，实质上也是禁而不止，倭寇猖獗时，往往有地方官员姑息纵容，与倭寇便利的也是哪些富户，这么说殿下明白吗？”
这就是损公肥私，是赤果果的利益纠葛，朝廷征税影响到的是官员的隐性利益，所以才会被各种反对，叶响想通此节，不禁意兴阑珊。为什么呢，收税重点本就应该找有钱人，而不是像崇祯时候一味的把重担压在农民身上。
叶响细思极恐，如果自己收不到足够的银子，那的所谓抱负就是一个笑话，这么一看来，自己将要面对的首要敌人不是远在辽东的建奴，而是整个官僚地主集团等既得利益阶层了。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原来朱由校或许也这么想的，不然文人们不会给他的谥号是“熹”，这熹字虽然本意为炙热或微明，但似乎在影射其重用魏忠贤，有嬉戏的含义。
“除了矿税，还有其他商业税呢？每年大概收入多少？”
袁可立想了想，说道，“还是以万历34年之前10年为例子，这时的商税是整个万历年间最高的，每年征收上来的银子约480万两左右，其中盐茶280万，市舶税5万，关卡通过税90万，营业税100万。”
听到这个数字，叶响再也坐不住，在暖阁内来回踱步，最后话含怒意的问道，“那农业税呢？之前户部说每年税收才380万。”
袁可立似乎体会到叶响的心情，也站起身，“具体得问户部了，微臣仅知道万历初年农业和商业税收入约600万，其中盐税是大头约在250万两左右。”
叶响一听，好嘛，这税收还越收约少了，怒气冲冲对王承恩说道，“王承恩，你就去问问，内帑的银子统计出来没有，这都几天了，如果再统计不出来，我可要杀人了，现在就去。”
王承恩不了解财政状况，一直插不上嘴，听到袁可立的一阵分析，也觉得此中问题很大。此时听叶响吩咐，不二话，赶紧领命去了。
待王承恩走后，叶响拉过袁可立问道，“依爱卿估计，这税收本应收上来多少？”
“微臣保守估计，仅农业税一项就可以收2000万，每年，而且只多不少。”
叶响听到这个数字，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搓着手，再次在屋里转起圈来。前朝各项开支都不缺银子，加上每年还有产出，这东西又不会凭空蒸发掉，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富户手里。
按照后世全国20亿亩耕地为标准，就算未开垦之地再打个折扣算10亿亩，每亩每年征半两银子，那每年仅农业税就有5亿，这缺口太大了。再刨除粮食产量、人口、物价水平等因素，2000万的估计是非常保守的了。
看来明亡得不冤枉，改革势也在必行，叶响转了几圈后站定，直勾勾的盯着袁可立的眼睛，问道，“若让你专门负责税收，你有没有把握？”
袁可立今天本是为徐国权之事而来，没想到一番对话下来，自己却揽上一个不讨好的差事。要知道，如果足额征税，那无异于与整个朝廷作对，储君是要让自己做一个孤臣啊，但还是不加思索的肯定回答道，“殿下，臣受大行皇帝破格简拔，无以为报。替君分忧，本就是臣子的本分，虽千万人，吾往矣。”
“好，你这样，你回去多了解一下当下的税收状况，分析利弊，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条陈来。记住，此事未形成决议时，务必守口如瓶，不得让除你我之外的第三个人知道。”
袁可立自然明白其中的干系，若没有确实的方案，让朝中，尤其是和东南富商有利益瓜葛的东林党人知道，那于国有利的计划一定会胎死腹中。因为储君还顺利登极还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而实行计划，也得等储君大权在握之后才行。他见叶响思虑周祥，觉得大事可期，而且似乎觉得储君志向不小，便躬身恭敬的说道，“微臣谨遵殿下谕令。”
袁可立处理“湖州案”可见其手段，斩弄臣可见其不畏强权，主持修建城墙可见心存黎民。叶响不担心他到时候会不听自己旨意，因为叶响在后世也不过是一小老百姓，同样痛恨贪官污吏和仗势欺人的狗腿子。
大明沉疴已久，必须用猛药才可起死回生，而袁可立恰巧就是这药引。
泰昌帝宾天，按仪程官员应该留在官署的，可尚宝司官署在皇宫，袁可立便出宫回到在京师西城的宅子。到家刚饶过影壁，一直盯着门口的宋氏就迎了上来。
袁可立育有一子三女，三女早已嫁为人妇，其夫君皆为当时名士。袁可立原配宋氏无子，后纳潘氏于万历28年生子袁枢，现在已经成家。
袁枢原配李氏，乃户部李汝华孙女，无所出，后取继妻刘氏于万历45年生子袁赋诚，虽然他才20岁，已经初为人父了，由于袁可立刚任尚宝司司丞，时间仓促，他并未跟随进京。
袁可立已经儿孙满堂，但此次进京仅带了原配宋氏，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她陪伴自己多年，无论大起大落都恪守妇道，自己荣耀时默默站在身后相夫教子，失落时给自己鼓励打气。久经患难的他们现在是夫妻情深，两人早已习惯成自然。
宋氏也年近六旬，按规制她身上穿着圆领素服，两鬓头发已经花白，皱纹已经爬上眼角，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出年轻时候也一定是艳冠一方的美人。
宋氏之前见老伴怒气冲冲进宫，现在又见他意气飞扬而回，悬着的心才终于踏实，“老爷，你可回来了，我真担心储君会降罪于你。”
袁可立见老伴一脸关切，轻轻握着她的手小声说道，“看来亲家公所言不虚啊，储君绝不会任东林党挟制的，哈哈。”
宋氏见老伴开怀，虽不明所以，还是跟着开心，然后想起正事，说道，“老爷，那事办成啦，对了，徐国权在大厅公候多时了，你快去看看吧。”
“没成，不对，应该说成了。”袁可立自己也弄糊涂了，“晚点再跟你细说，看天色也不早了，你敢情让厨娘弄几个菜，为夫要和咱们的武举头魁一醉方休。”
说完，袁可立便回了正厅，留下宋氏一人在影壁后发呆，她心里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好久没有见到老爷这么兴奋至胡言乱语了。
袁可立私宅是被贬之前置办的，两进院落，不寒酸也不张扬，前厅做待客用，后院为家眷所居。
袁可立跨入门时，见一身形高大魁梧，浓眉阔口的华丽大汉正立于厅中，不是徐国权是谁。
袁可立见徐国权呆呆的样子，开心一笑，制止他要躬身行礼的动作，说道，“贤侄快坐，待会吃饭再走。”
落座之后，徐国权一脸希翼的望着眼前的老人，迫不及待问道，“大人，东朝同意我去辽东了吗？”
见袁可立摇头，徐国权不禁觉得沮丧，平心而论，他能取得武举头魁，确实凭的是真才实学。穷文富武可不是一句空话，他自幼家境殷实，才习武艺，此番进京也不为衣锦还乡，只因国难当头，想以身报效而已，并非为功名利禄。
“贤侄先不忙失望，且听我说。留你在京确为殿下本意，不是有人从中作梗。殿下觉得你既为武魁，派做一佥书有些大材小用，想让你同一个叫孙传庭的一道练兵。你这些日子就待在京城，做好准备，大典之后等候召见，到时候拿出生平所学就是了。”
“大人，东朝真的要让我练兵？”
“那是当然。”接着咱们袁司丞便详细给他讲和叶响的对话，当然，关于税收部分隐去不提。
不久宋氏派人通知饭菜齐备，袁可立便带徐国权一同入席，却发现没酒，便用食指轻轻敲着桌子，问伺候在旁的侍女，“酒呢？”
宋氏身为妇道人家，不便参与这样过的酒宴，已退居后院，留了一个姿色中等的侍女在旁伺候，她是宋氏的贴身丫头，当然知道原由，“老爷，夫人交代过了，吾皇驾崩，仪程规定不让饮酒，而且大夫也说了，您身子骨不好，应该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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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年号改元登极诏（）
登极头一天下午，慈庆宫暖阁里，王承恩正忙着给送来的登极诏标注标点，叶响看着他专注的样子，神游太空，想起早上文华殿里，一帮老头正为年号的事情争的面红耳赤的事来。
内阁同礼科李若圭等提出的年号有：衡兴、安和、天启、乾顺等等。
年号为汉武帝始创，并形成制度，直到明朝之前，年号的使用全凭皇帝开心，或者遇到大的事件想换换国运。比如武则天就依次用过证圣、圣历、神功久视、神功、神龙，从明朝开始每个皇帝一生只用一个年号，而年号的取名也全凭官员头脑风暴，当然也要有良好的寓意。
皇帝除了年号之外，还有庙号、谥号和尊号。庙号就是在太庙立牌位奉祀的名号，出开国称祖，之后就称宗，如万历的庙号就是‘神宗’，又称神庙；谥号，是对帝王死后，臣子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或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如万历谥号便是‘显’，就有批评万历三大征，显摆之意；尊号，又叫‘徽（美好之意）号’，都是对尊者加上的号，以表示尊崇褒美的意思，还是以万历为例，他尊号便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叶响知道原来的朱由校会选择天启，因为据方从哲说，天启源自左传闵公元年：“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表示从天启示之意。
关于天启年号，后来统计曾使用过四次，北魏元法僧（525…536）、南朝梁永嘉王萧庄（558…560）、南诏晟丰佑（840…859），另据太和旧志载“元至天戊戌1358…1359），红巾徐寿辉、陈友谅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称天启”。
还有好玩的就是后人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明断自天启”来暗指明亡有预兆，这就有些玄乎了。抛开先入为主，天启这个年号确实寓意深刻，万历为帝48年，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轮到朱由校，也确有天意如此的宿命感。
制止住朝臣的争吵，叶响决定遵从原来朱由校的本意，从御座站起身，“诸位的意见都有道理，还是就定国号为天启吧，不管有没有出处，以前是不是有用过此年号，天启二字不仅寓意好、字体笔画少，而且朗朗上口。”
其实年号若用繁体应写为“天啓”，笔画也不少，只是叶响脑海中已经习惯了简体字，就好像万历，用繁体写为‘萬歷’，但叶响的印象中却一直觉得很简单，像商标。
年号定下之后，就是改元。新君即位之后用新的年号表示新的开始，通常以次年为元年，这里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泰昌帝的问题。朱常洛为帝仅一个月就驾崩，新的年号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呢，当下还是万历48年，如果明年就改元天启，那么泰昌就成了没有使用过年号的皇帝了。
针对以明年为天启原理的论调，浙江道御史张泼表示反对，“先帝八月登极，定明年为泰昌，今年为万历，为不忘神庙也。殿下明日登极，若以明年为天启，置先帝于何地？先帝即位虽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岂可使年号之不存。臣以为当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