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变局-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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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传闻，并口头承诺如果事成，将付给他最少1000万、最多2000万港币的酬劳。
宋秦想到了自己的老师郎咸平。郎咸平作为内地财经杂志《新财富》的学术顾问，自杂志创刊以来，便在杂志上开设固定专栏“咸平财评”。宋秦向郎提供了格林柯尔的财务资料，顾雏军、郎咸平以及宋秦三人曾多次一起讨论格林柯尔的案例，不久，郎咸平在《新财富》撰写了一篇有关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利好文章，不仅令顾氏成功购得科龙，也让格林柯尔的股价不久出现回升。
然而顾雏军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2003年～2004年间，宋多次提醒顾及其助理履行此口头协议。到了2004年，顾雏军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宋秦可以将顾雏军的两家英属处女岛公司持有的科龙股份出售，来获得该笔报酬。2004年5月，顾雏军向新鸿基投资发出书面通知，宋秦遂将两笔524。3万和529万港元的资金，转到他以离岸公司开设的账户内。
一切好像是顺利当然的，把巨额资金转走都是顾雏军的授意，宋秦本人作为证券公司经纪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
但顾雏军怎么评价此事呢？
2．罗生门顾雏军版
1月18日，顾雏军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宋秦起诉顾雏军的事件做出的回应：
对宋秦的诉状，顾雏军通过格林柯尔批驳如下：售出GTT和SIMOG两家BVI公司名下科龙股票及将售股所得转至宋控制的户口名下均未有顾及公司的任何授权，且新鸿基就授权股票买卖没有任何电话记录及其他记录。
“2004年5月31日，新鸿基寄来的自动对账单显示，未经我许可，格林柯尔旗下两子公司所持有部分股票竟然被转卖。我们迅速向香港警方报案，并在第一时间与格林柯尔开立证券账户之证券行——香港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交涉。”①
“新鸿基公司立即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查明该股票盗卖行为是时任新鸿基公司股票经纪人——宋秦所为；而且新鸿基在股票交易指令语音记录原始资料中未找到任何有关录音记录。涉案交易完成后，所得款项被宋秦转入他所控制的银行账户；专家已确认，转账指令上的签名，是宋秦用我在新鸿基公司开户文件上的签名并假拟传真件伪造而成，宋秦在完成上述交易后迅速将款项转至加拿大其本人及其妻子的账户上。”①
宋秦以蒙骗的手法售股并转账成功，有关售股及转账自2004年5月被揭发后，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立即向香港警方报案。顾雏军说：“从公司报案的那一分钟起，就知道他（宋）要被抓，专业人士告诉我，他应该会被判4年～6年的牢，他在香港的起诉完全是黔驴技穷，垂死挣扎。碰到这个窃贼，我们很不幸。”②
既然宋秦提到，“2004年5月，顾雏军向新鸿基投资发出书面通知”，那么，宋能否出示书面证据呢？至今，宋秦仍未能交出任何证据证明格林柯尔或顾雏军指示有关的股票买卖。
宋秦案之“罗生门”（2）
针对郎咸平写的文章，顾雏军称：“我一直以为郎咸平写我的文章都是负面文章，从律师那里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他还写了一篇对我不是那么负面的东西。我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没看出来这对提升格林柯尔的股价有什么利好作用。请克林顿做一次演讲也就是20万美元，这么一篇文章就值1000万港元？这么滑稽的事情可以当故事讲出来。在这里我套用郎咸平的一句话，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交易。”顾雏军以前究竟有没有和郎咸平沟通过，顾雏军透露曾与郎咸平通过一次电话，但只是礼貌性的问候。顾雏军还诘问记者：“我不会靠一个人写文章来推高股价，也不会认为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股价就会怎么样，你不认为宋秦很幼稚么？”③
3．罗生门郎咸平版
对于被自己的学生宋秦牵涉入事件中的郎咸平来说，那篇被宋秦称作对顾氏公司股价有力挽狂澜作用的文章，发表于2002年6月，《新财富》总第14期，名为《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管理》。
当时，顾雏军收购科龙、入主董事会后，曾经当众表示，如果不盈利，他本人只拿象征性的年薪12元，每月1元。郎咸平在高调赞扬了英美等国的柔性监管后，举顾雏军的个例说：“据了解，顾的年薪是12元。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回顾川普（美国地产大王）的例子，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最廉价的连锁店）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①并阐明顾雏军在科龙巨亏情况下领取12元年薪的行为，属于被西方社会所推崇的柔性管理中“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行为。
当此事被公之于众时，对文章的立场，朗咸平平淡地表示：“我要说的是对于顾雏军领取的12元年薪，没什么好赞扬的，也没什么好挖苦的。”“我不想再搅进这场讨论，该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对是否受雇佣，他说：“没有一个人要求我写过任何公司的案例。我做任何公司的案例分析，都是按照公开披露的资料，因此我的分析是中立的、客观的。”②
但疑点仍然很多，在郎咸平发表文章的2002年6月，正是顾氏入主科龙后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既有科龙必须扭亏的内部巨大压力，又有媒体对其以及格林柯尔的无休止的质疑，有的媒体甚至以“格林柯尔是骗子？”这样的标题来做专题，还有科龙内部员工对顾老板能否适应的压力，郎咸平独树一帜地将其称赞为“善良管理人”，与两年后的“七板斧”、“盛宴狂欢”等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郎咸平在批评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及其他企业家的时候，做出了国有资产“保护神”的姿态。但在华晨仰融案中却曾经也有迥然的声音。当时郎咸平代理华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官司，认为华晨汽车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①这些话被一些报纸引用，现在再翻出来，两相对比后，顾雏军对当时的仰融真不知是该羡慕还是酸溜溜的感觉？
《罗生门》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棵多节瘤的粗大树身下，强盗枕着近旁另外一棵树的根部睡觉，高音的纤细的铃在风中摇曳，发出乐声，行进中的武士与戴面纱的真砂，一阵微风掀开了美丽的真砂的面纱。强盗挪动了身子。把摆在他两条小腿之间的那把剑更往上拉……这个情节是诱使强盗劫色的动因，那阵微风也无形中成了事件的诱因。
在宋秦案“罗生门”中，那股关键的“微风”，就是这1000万交易的口头协议是否发生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涉及各方无一不是振振有词，龙蛇难辨。就像在《罗生门》开映时，“倾圮的罗生门下，镜头切入。倾盆大雨，仿佛在冲刷什么。行脚僧与樵夫抱膝坐在城门洞的石板台基上，思索着什么事。‘不懂，……简直不懂！’樵夫脱口说。”
是啊，不懂！
但其他专业人士的话语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软库金汇执行董事温天纳所说的：“因为不管宋秦之前跟顾雏军有什么协议，但未经客户许可私自伪造法律文件已经违反了香港法律，如果顾雏军确实欠钱，宋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要回。”
主角的迥异态度
以上，引用了“郎顾之争”后发生的“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讨会”和宋秦案这两件事情。前件事的功用在于：“郎顾之争”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发的路径问题，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顾雏军“捧哏”，间接表达了对郎咸平的论断的否定。后一件事情的功用在于：宋秦无巧不巧地凑了一次热闹，又无巧不巧地将郎咸平拉了出来，由于这样的巧合，郎咸平的角色已经不再是那样一本正经的“救世主”色彩，而是笼上了一层漫画色彩。
那篇《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管理》的文章，虽然郎咸平语调平淡地强调没有赞誉的意思，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泄露了天机。仅从发表的日期来看，那个时候正是顾雏军遭媒体质疑最为集中的时候，众人皆骂“我”独予以肯定，如果按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的说法，应该是经过多方论证、多方调查，然后才对顾雏军进行评价才对。
而相隔仅两年，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掉转了枪口，对准了被他称为“善良管理人”的顾雏军。先给顾雏军安上一顶在国退民进中肆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大帽子，然后以激情有余的笔调，进行批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比如，在顾雏军一纸诉状将其告到法庭时透露：“诉讼消息刚刚见之媒体，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主动参与，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提供了大量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顾雏军打官司。”“陌生的热心读者透过各种方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一手信息和证据，而这些证据是我当初研究顾案时，怎么也找不到的。比如，顾雏军5000万美元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何处，等等。当年对顾雏军神秘发家的困惑，随着这些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手材料一一解开。”“我简直喜出望外，这哪里是诉讼啊，简直是万众一心‘探海底’。”①
以上言论不管是作秀，还是确有其事，都是处处把自己置于民心所向的地位。民众不但提供经费，而且提供证据，这哪里还是“民众”啊？
而顾雏军的反应，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后，就一直没有再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只言片语，从刚开始的委屈，“没想到我们将科龙做好了还有非议，”到后来的不屑，“最近我正着手收购两家欧洲企业，这会不会被说成‘侵吞欧盟资产’？”②
有这样一个花絮：有记者在雅典奥运赛场遇见了顾雏军，顾正悠闲地观看比赛。记者非常惊讶：“国内的经济学家因为你的事情已经吵翻了天！”顾很不以为然：“我不能成天陷在那些烂事儿里！”①
经济学家凭什么愤怒？
同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比如广为人知的两种分法：
一种是台湾已故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的分法。他把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按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同样用着经济学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模型，实则有着显著的区别。
第二种是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所描述的十类人：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仅凭“经济学人”前面的两个字，就像一幅幅漫画，可以品味出其间的异同来。
而在“郎顾之争”中，依主张不同划分出的两类经济学家，谁为这类，谁为那类呢？
经过了宋秦案，郎咸平的脸谱被漫画化了，拥郎的新左派仍然锐利无比；经过了为顾雏军捧场的科龙改革途径研讨会，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依旧如故。
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郎顾之争”涉及的经济问题不外乎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究竟该“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第二个方面是“民进国退”过程中是否可用MBO方式；第三个方面是顾雏军从收购到资本运作再到账务的数字游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用“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但仅仅采集了格林柯尔膝下三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就做出如此大的判断，显然样本是远远不足以支撑论据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却吸引了无数经济学精英参与进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论调是公众的注意力所在。格林柯尔如何如何，老实说老百姓并不是很关心，顶多是在其出事时骂一嗓子，发泄一下了事。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张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