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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成长]1978-2008私人阅读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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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3。《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4。《美学拾穗集》,朱光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5。《一以当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2   
    26。《喜闻乐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3   
    27。《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28。《美学论集》,李泽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3)   
    29。《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30。《吾国吾民》,林语堂著,郑陀译,台湾德华出版社,1980   
    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30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考上大学的15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15年过去了。这回ó?面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30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30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4)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背历史,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老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62)、《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以及《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1)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和《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μ?”。   
    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我买的是1980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激赏这种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奋斗精神,渴望成为“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同样属于青年马克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尼?à?宾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关注的是其精神历险与人格力量,而不是具体的理论主张。记得还有另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也是苏联人写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书厚得多,但思想太正统,且文字不好,我不喜欢。   
    注重精神力量,同时兼及文章风采,这种阅读口味,让我迷上了一册小书——苏联作家格à?宁所撰“文献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这是一本小册子,168页,一个晚上就能读完,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感慨主人公柳比歇夫献身科学的巨大热情,更关注其神奇的“时间统计法”。传主之别出心裁,加上作家的妙笔生花,居然让繁忙的例行公事、杂乱的饮食起居,还有枯燥的科学实验,不说全都变得充满诗意,起码也是可以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第十五章),这点,着实让既贪玩又想出成果、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的我辈歆羡不已。   
    30年前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有惘然若失的遗憾。举个例子,读了许多俄国作家如托尔斯泰、契ú?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可回避了鲁迅所说的“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那时存在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涌进来,“他人就是地狱”成了喜欢“扮酷”、“做深沉科”的大学生的口头禅。于是,我跳过了陀翁,一转而阅读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呕吐》、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话》去了。   
    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的“前线”广州,校园里流行阅读港台书。手持一册港台版的萨特或加缪的书,那可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既代表眼界开阔、思想深邃,也暗示着某种社会地位。此类书,图书馆偶有收藏,但不外借,只限馆内阅读;因此,若想看,得排长队。回想起来,当初为何热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还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可惜广州没“雪”。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2)   
    梁文道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长大,中学时回到香港,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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