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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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
它就是哲学。
【雅典盛衰】
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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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
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民主】
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与理想国】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