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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胡雪岩1-平步青云-第2部分

小说: 胡雪岩1-平步青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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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

    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

    “我叫雪轩。”

    “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象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

    “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

    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了,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

    “我不敢耽搁。把舍间咯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

    “我一定来。”

    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

    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夭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没处寻,只好再等。

    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

    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

    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

    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

    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怔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厥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潜”,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

    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

    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

    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

    “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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