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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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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   
    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战场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   
    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        
    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   
    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   
    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   
    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   
    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的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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