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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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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问题成了解决问题的焦点。
  17日晚上,刘少奇出席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明确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
  刘少奇根据这几天调查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刘少奇觉得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他一针见血地说:
  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3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在刘少奇的建议和鼓励下,人们终于放下了包袱,由衷地欢迎刘少奇提出的退食堂自愿的建议。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陆续续地停办了。
  但是,这实际上仅仅是刘少奇所看到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矛盾比较突出和集中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
  4月22日,他对农村中干部不仅仅不听群众的反映,反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不要引起新的损失。
  刘少奇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根据社员的反映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退赔问题时,刘少奇说:
  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90%,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
  在谈到要了解实际情况时,刘少奇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就要揭开它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
  在天华期间,刘少奇还平反了一件冤案。原来,天华大队的饲养员冯国全喂养的一头耕牛于1957年2月死亡。经解剖,在牛肺内发现了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冯国全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刘少奇初步了解情况后,对此案表示怀疑。他对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铁丝怎么能进牛肚子里去呢?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的劲那么大,牛是反刍动物,那怎么能进去呢?这个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的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习过这种医学的人。”复查结果,原来是冯国全年幼无知的儿子把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导致牛死亡,并不是蓄意杀死耕牛。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押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5月1日,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提出了告诫:
  《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
  刘少奇说: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后,刘少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从长沙赶往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对家乡作进一步的调查。
  5月2日上午,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颠簸着开进宁乡县委大院。尘埃未定,刘少奇就从车上下来,急匆匆向着县委办公室走去。未等歇息,刘少奇就听取了宁乡县委的工作汇报,晚上,又召集宁乡县、社工业干部座谈。3日,刘少奇又同宁乡县委的政法、商业等部门干部座谈。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赶往自己阔别了40余年的家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进了自己的旧居,仍然住在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里。
  刘少奇这次回宁乡已是他离开家乡40余年后第一次故乡行。
  刚刚回来,刘少奇就找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而且是亲自找人。这样,就比别人安排谈话对象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农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刘少奇心里越来越有底了。
  5月4日,刘少奇听取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的汇报。他对大办公共食堂提出了批评,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3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当天晚上,他听取炭子冲大队的汇报时也认为:“办食堂是节省劳动力,现在的食堂是浪费劳动力。不节省劳动力就不要它。”
  5月5日下午,刘少奇邀请曾经给他写过信、到北京向他汇报农村情况的成敬常谈话。
  刘少奇轻松地提起了一个话题:“听别人说你去年分配亏了账?”
  成敬常如实回答:“是的,亏了90多元。”
  刘少奇耐心地给他解释:“现在农村有一种风气很不好,群众的东西,公社大队拿走了,公社的东西县里拿走了,群众看到这种样子,你拿我的拿得?我拿你的就拿不得?你拿我的,我拿你的,闹来闹去,还不是谁都拿,上边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也拿社员的,这种风气很不好,使人不安心生产。”
  谈到这几年的生活困难情况,刘少奇心情非常沉重:“这几年,听说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土荒了不少,工作搞得很不好,我是回来看看,回来就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你们答应就办,你们不答应就不办。”
  “这几年拆了不少房子,冲里的茅屋还要盖起来,不盖起来,住得离田太远,没有人打招呼,田土都荒了,竹林也没有人照看。你就不要起房子了,就住那个房子好不好?”刘少奇做成敬常的工作,让他住进自己的旧居。
  成敬常觉得要是住着刘少奇的旧居,会有很多不方便,“这里往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卫生不好,招待不好,怕难得搞。”
  刘少奇当即说:“纪念馆不办了,20年、30年以后再办。”
  “如今我们还是办得不好。”成敬常觉得对不住刘少奇。
  “你以为我喜欢办纪念馆吗?我不喜欢,二三十年以后再办也不晚,把这些房子分给社员住。房子里的东西也分给社员,作为县社的退赔。来人参观,还要让他们参观,但不要特别招待,要就给两碗开水喝,不给人家喝开水不行,我们到长沙去,路上还喝开水嘛!要收钱,搬两条凳子请来的人坐一坐。”
  成敬常有顾虑:“那样招待太不周到。”
  “不要周到,有开水喝,有凳子坐,他们自己有烟,不要别的招待。来往人多,一律不特别招待,喝水要给钱,不愿喝就拉倒。”
  成敬常呵呵地笑了。刘少奇也为自己的一番话逗乐了。
  晚上,刘少奇约来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刘少奇亲切地问:“你小的时候看牛,我也看牛,常碰在一起,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你家喂一条很大的水牛。”刘少奇说。
  李桂生诧异地看着刘少奇:“您哪还记得那么清楚。”
  “听说这几年这里搞得不好,我对社员不起。”刘少奇歉疚地说。
  “搞得不好,是社员自己不好,不好好作工夫,自己的事要自己负责。现在又要散食堂!”李桂生显然不知道刘少奇的真实意图。
  “食堂办得不好,用人过多,用那么多人做饭办不得。听说你给队上喂牛,喂得好吧!负这个责任就尽力喂。我知道你们家里是规矩人,对答应下来的事,就做好,要不就不答应。这里的群众吃了苦,很对你们不起。”
  “这几年丢了不少东西,退赔规定要证明。”李桂生反映情况。
  “丢了什么东西要报一下,如实地赔,现在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治起来,今年赔一些,赔不清,明年再赔,总要还清。”
  刘少奇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脱口而出。
  “还有半塘水,这就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李桂生一语惊人:“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是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这样!”
  刘少奇沉默了。
  这件事情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在后来七千人大会上,他专门讲了这个事情,以证明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了农业减产,造成了困难。
  第二天,刘少奇找来他的“农村通讯员”、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听说王升平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问:“你为啥犯了错误?”
  王升平说:“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去年减产,不是天灾,是人祸,工作犯了错误,是不是?”
  “是。”
  “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王升平很纳闷:“我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写了七封信。”
  “可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刘少奇也很纳闷,详细地询问了这几封信的内容。
  听说王升平给刘少奇的信件被扣,还被告知不让他们写信。刘少奇非常生气,对王升平说:“谁打击你,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住,我出钱。你们要早些时候把这里的事情写信告诉我,早些知道这些情况,就不至于搞得这样坏,弄成这个样子,我也会早点回来看看。我回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年犯了大错误,群众吃不饱饭,挨打,挨骂,死了很多人,我听了很难过。”
  “你们写信说要修这个房子办纪念馆。我写两次信说不要修,你们还是修了。这些事情我不高兴。群众吃得饱,生活得好,生产得好,那我看了就会高兴,不要搞这种形式的东西。”刘少奇对修自己的旧居一事非常不满。
  “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这个……唔,这个……”王升平看了一眼刘少奇,支支吾吾不肯说。
  “他可能怕……”王光美看出王升平有顾虑。
  刘少奇打断说:“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请你来就是要请你讲一讲心里话嘛!我要你说实话,讲一讲实际情况。干革命嘛,就要有这么几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还要不怕老婆离婚……你说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刘少奇一番开导,让王升平打消了顾虑,打开了话匣子:“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拿柘木冲食堂来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80,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20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
  “食堂的情况,以前我也不太清楚,还认为有许多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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