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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z-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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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和森于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枝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去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由于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十一月二十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常委便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一九一五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璈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页,生活·读书·新知(以下简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十六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一九一七年,十八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去,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没想到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珪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一九一九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    
    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由于李隆郅三字笔画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便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竟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2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并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两人被捕牺牲。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冠生”何人?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请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一九二一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则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被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时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那幢洋楼还真的有点“庐山”气派。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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