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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10部分

小说: 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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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不久就签署了这项减税法令。让所有人高兴的是,其结果正如经济顾问团所料:到1965年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年增长率超过6%,和沃尔特•;海勒的经济预测完全一致。
  经济学家们欢欣雀跃。他们以为终于破解了经济预测之谜,大大方方弹冠相庆:“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已然在握。” 经济顾问团的年度报告宣称“经济政策工具已经更精细,更有效,大大地摆脱了来自传统、谬误和空谈的种种禁忌”。它认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再在事后作出被动反应,而应该“预见并规划未来发展”。股票市场热火朝天,《时代》杂志在年底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搬上封面(尽管他早就死于1946年),声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总统之尊提起这句话,为他任内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干预主义辩护。
      
   对这一切,我很难相信。在宏观经济预测方面,我从来就不自信,而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虽然的确会为客户提供宏观预测,但那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不得不仰慕海勒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依然记得,我坐在松树街80号的办公室里,面对布鲁克林大桥的壮丽景色,心想:哇!还好我没干海勒的活。我知道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其说是科学,远不如说是艺术。    
   这些灿烂的经济成果,随着约翰逊当局把大把的银子投入越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而逐渐烟消云散。除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日常经营中必做的一些事,我对政府财政政策深感兴趣,并且经常写一些报纸社评和经济杂志文章,批评政府当局。特别是越战经济学,由于我此前做过越战费用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旧同事桑迪·帕克当时还是《财富》杂志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于1966年初请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帮助估算战争费用,我欣然答应。 
   约翰逊总统没有把有些东西算进帐里。当局估计的战争成本看起来不高,是因为隐瞒了美军增加部署之事。后来,这事纸包不住火——据报道,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秘密增加40万兵力。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始自1966年7月1日的财政年度预算提案,我对此进行了条分缕析,加上熟知五角大楼的开支模式和开支习惯,我断定那次预算把那年战争的可能费用至少低报了50%——少报110亿美元或更多。(从一条展望1967年的注脚中可以看出,预算还假定战斗会在1967年6月30日结束,从此不再有更换飞机和其它设备损失的高昂费用。)
   《财富》杂志曝光了这件事,1966年4月份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越战:费用核算”。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预算几乎没有提到往后的越战开支水平”。 当时,关于约翰逊和他的内阁是否隐瞒了越战成本的争论愈演愈烈,这番言论出自这样一份受人尊敬的商业出版物,可谓火上浇油*。
   
   *约翰逊总统一开始就玩弄数字游戏。举例来说,前约翰逊总统顾问,历史学家埃里克·哥尔德曼在1969年的回忆录里,描述了约翰逊如何就他的第一份预算误导记者,“给人以致力于经济并且善于搞经济的印象”。  
   然而,除了怀疑战时经济数据,我当时和时代远远脱节。人们一提起60年代,便想到民权运动、反战游行,还有性、毒品以及摇滚乐——光怪陆离的剧变文化。不过,我在代沟的另一边。1966年我年届40,这就是说,在1950年代,我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到了该穿夹克打领带叼烟斗(里面装着烟草)的年纪了。我仍然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音乐,也听听班尼·古德曼和格仑·米勒。随着埃尔维斯(译者注:指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闪亮登场,流行音乐变得和我几乎完全格格不入,对我的耳朵来说,那和噪音差不了多少。我认为披头士倒还是不错的音乐家,歌唱得好,个性也迷人——比起紧随其后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音乐几乎是经典的。我对60年代的文化没有亲合度,因为我认为它是反智主义的。我有很深的保守观念,推崇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我不和戴花嬉皮士来往(译者注:戴花嬉皮士主张权力归花,以爱与和平改革社会,喊出“不要战争,只要做爱”等口号。面对武装的警察,他们从不让步,他们向警察出示花朵,并遭到残酷镇压,乃至花碎人亡),我有自由不参与他们的活动,我这样说也这样做。   
   我从1967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开始参与公众事务的。此前,我一直在私下里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马丁·安德森的金融学教授合作的。马蒂(译者注:马丁的昵称)在保守派圈子中很有口碑,因为他写过一本名叫《联邦推土机》的书批评城市改造,受到尼克松关注。我们原计划合写一本书描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让马蒂这位学者撰写有关商业的章节,而我这位商业顾问则负责理论部分。不过,我们这项合作开始没多久,尼克松就请马蒂加入他的总统竞选班子,作为他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
   他一加入竞选班子,就问我能否帮他们的小班子出谋划策写写讲稿。那时候除了马蒂只有4位高级幕僚:幕僚长帕特·布坎南、威廉·沙费尔、雷·蒲莱斯和伦纳德·加门特。莱恩(译者注:伦纳德的昵称)是我惟一认识的人,尽管自从二十年前在亨利·杰罗姆管弦乐队同台演出之后,我们很少见面。当时,他是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纽约,全称是尼克松—麦基—罗斯—古斯瑞—亚历山大—米切尔。我们六个人出去吃午餐,顺便讨论我能为竞选做点什么。他们喜欢我的某些想法,最后,布坎南认为,在大家进一步行动之前,我应该先见见候选人。
   两天后,我去尼克松办公室见他。我很奇怪他在政治游戏中落于人后。和每个人一样,我记得他在1962年角逐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后,曾在告别演说中挖苦记者,说新闻界一直和他对着干:“先生们!您们将没有机会糟践尼克松了,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尼克松在尼克松—麦基—罗斯的办公室里塞满了纪念品和签名照片——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被冷落在这间小屋子里,满眼往事旧忆。不过,尼克松穿着考究,并不只是打份得象个成功的纽约资深律师,其做派也是如此。他没花时间闲聊,上来就用经济学和政策方面的高深问题来套我的话。当他陈述问题时,巧舌如簧天衣无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竞选中,我有时必须在尼克松和媒体见面前,就某个问题向他通报一下,他也会同样地严阵以待,表现出事实为导向的律师风格。对于一件他不怎么了解的事,他只要听上5分钟——比如突发的新闻事件——就可以出来说话,听上去象教授一样博学。我该说他和比尔·克林顿是我迄今共事过的最聪明的总统。
  
   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在帕克大道和第57大街的街角、美国圣经学会旧址里设有办公室。刚开始,我每周工作两个下午,随着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便增加到4个下午、5个下午,乃至更多时间。他们任命我为“经济与内政政策顾问”,但我自始至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志愿者。我密切配合马蒂工作,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假,全职投入到竞选这架飞机上了。我的部分工作是协调各种问题的诸多反应:我们赶着汇总必要的研究结果,连夜传真给尼克松和竞选团队。尼克松希望给人见多识广的印象,我协助组织经济方面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选民带进尼克松行营。当时在美国,注册选民资格的民主党人差不多是共和党人的两倍*,尼克松需要尽其所能地囊括每一个人。每个工作小组都会和尼克松会面,小组成员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人人都笑哈哈地握手拍照。不过,我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最独特的贡献,却是整合州和地方的民意调查。在2004年的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可以上互联网,每天都能根据五十个州内的民意调查得到最新的选票计数。1968年那会儿没有这种技术,但是我搞了个尽可能类似的东西。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各州计票结果,和过去的投票模式及投票趋势联系起来,研究还未举行投票的各州情况——所有这一切用来预测普选和选举团的投票
    *当时的选民分布情况,据美国选民研究中心称:1700万已注册的民主党选民,对900万已注册的共和党选民。
   
   1968年7月下旬,就在共和党大会一个星期前,尼克松召集高级幕僚在古尔尼旅馆开会,那是一个位于长岛最东端蒙涛克小镇的海滩度假胜地。大约有15个人出席了这次会次——包括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共事的那帮人在内的所有幕僚。尼克松已经知道有足够的票数获得总统提名,所以这将是一次工作会议,将大致定下他想在提名演讲中着力阐述的主题。可是,当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时,却不知为什么一脸怒容。他撇开我所期待的政策讨论,一上来就强烈谴责民主党如何如何地使坏。他声音不高,但是措词激烈,说着令托尼·索普拉诺(译者注:美国电视剧《黑道家族》里的黑帮老大)也要脸红的粗言秽语。我大吃一惊:这可不是我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啊!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已所看到的正是尼克松个性中突出的另一面。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两面性。过了一阵子,他平静下来后,会议才接着往下开,但是从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这使得我在竞选结束后非常不安落,当我被邀请加入白宫幕僚时,我回答说:“不,我更愿意回去干我自已的老本行。”
  
   五年后,随着水门事件中录音带的公布,尼克松粗俗下流的一面果然大白于天下。在录音带中,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聪明的人,却不幸是个疑神疑鬼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家伙。克林顿政府曾有人指控尼克松反犹太人,而我说:“您有所不知:他不单单反犹太人,他还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希腊人,反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他喜欢过什么人。他恨所有人。他可以一面说着亨利·基辛格的坏话,另一面却任命他为国务卿。尼克松离开白宫时,我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掌握着大得令人生畏的权利——很难让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军官开口说“总统先生,我不干了。”
  当然,尼克松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我开始明白:政坛上层人物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杰瑞·福特是总统中最象常人的,但是他不是竞选上来的。多年来我矢志不渝地推动一项宪法修正,未竟其功。这项宪法修正说的是:“任何欲登美国总统大位、愿做必行之事者,不得就任总统。”我只是半开玩笑噢。  
   尽管我没有在尼克松政府做固定工作,华盛顿还是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尼松克宣誓就职前,我作为预算的临时指导者,协助筹划了尼克松的第一个联邦预算。我在各种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中做过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委员会,那是由马丁·安德森精心策划的清一色“志愿军”,该委员会在国会里为废除草案(译者注:该草案反映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下面所述的管制经济大不相同,所以被废)铺平了道路*。后来,随着朋友和职场熟人纷纷担任经济和内政政策方面的政府要职,我发现自已花在环城快道(译者注:指包围华盛顿DC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指美国政界)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尽管安德森组建了总统委员会,但是他没在里面做事。主事者是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小托马斯·S·盖茨。
   由于商业深受越战和国内动荡形势的影响,经济表现得阴晴不定。为了帮助支付战争费用,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一项强行增收10%联邦所得税的政策拖了好久之后终于严格施行,该政策在尼克松任内继续实行,给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1970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衰退,失业人员上升到6%——大约500万人没有工作。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似乎自行其是。它没有按所有预测模型预期的那样下降,反而以5。7%的年率快速上升——比起随后的通胀还算是低的,但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已经高得岌岌可危。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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