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日光 作者:(美)尤金·奥凯利-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康妮跟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接着又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神经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来了电话。我秘书卡恩把消息转给了康妮，康妮就给医生回了电话。起初，医生坚持只能把结果告诉我，可是康妮一再哀求。“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医生的原话。所谓的“问题”出在我的脑部。她想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这一次会使用对比成像，可以让检查的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天，我和康妮去做第二次核磁共振。要是平时和康妮外出，我会有一大堆问题，非得问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才肯罢休。我并不喜欢惊喜，而是喜欢在做事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这一次去医院的路上，我什么都没有问。做完核磁共振检查之后，我又投身到了工作之中。

　　　　是夜，医生打来了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医院，要把诊断结果告诉我。第二天我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还要开董事会。为什么不能再等上……

　　　　“不行！”医生说得斩钉截铁，她不允许拖延，一天都不行。

　　　　7。这一次，我们感到了力不从心

　　　　第二天，我和康妮又坐在了医生的诊室里了。她把我脑部的核磁共振图插入X光板。医生还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疾病的名字，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星球大战”。

　　　　我的右脑上没有任何斑点，可是左脑部分却是一片模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斑点。看起来就像晚上的星空一样。斑点之间有很多线纹相连，有些明显，有些模糊，密密麻麻。作为一个会计师，由于职业熏陶，我看到摆放在我面前的材料就会想出应对策略，勾画出系统、有条理的解决方案。可是，看着我的脑部核磁共振图，我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医生，不管他的医术有多么精湛，该怎样应对这样“星罗棋布”的局面。这一病变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后会在哪里终止？整个左脑就好似繁星密布的银河一样。绝对的“星球大战”。

　　　　康妮后来跟我说，看着核磁共振图感觉，就像尼斯湖水怪在我左脑下面翻江倒海。

　　　　这位神经科大夫说她不能确诊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她怀疑有可能是星细胞瘤或是胶状母细胞瘤。头脑中有上万亿个神经胶质细胞，现在发生了病变。我的头颅中有多重中心肿瘤，最大的三个都有高尔夫球大小。三个肿瘤互相连接，前后分部，一个在前额叶（控制人情感和决策的部位），一个在左脑中部的运动皮质区，另一个在左脑后部的视觉皮质区。

　　　　这位大夫当时就安排我们第二天和全美国最出色的两位神经外科医生见面。她显得很乐观，我们都觉得情形不至于会糟糕透顶。

　　　　我觉得当时我俩心中并没有为恐惧所笼罩。不过，当晚回到饭店后，康妮跟我说，这也是我俩结婚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从前，我俩一直都能够戮力同心，预见未来，从容不迫地化解种种困境，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从而让自己绝处逢生。我俩总能互相鼓励，一直都能保持警觉，一起打造了美好的生活，避开了险象环生的漩涡和礁石。

　　　　但这一次，我们感到了力不从心。“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现在都泡汤了。”康妮很是哀怨，整个人跌入了谷底。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面对危机，她总是最能保持头脑冷静的。

　　　　“我可不想以后回忆的时候，后悔我们浪费了共度的每一刻时光。”她又说道。

　　　　我们结婚后，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过彼此面对死亡这一话题，没有想过如果某一方先离开人世，另一方该具备怎样的勇气面对日后的人生。这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残缺的天空。当人们心有恐惧时，往往会选择躲避。

　　　　后来，当我俩又静了一会之后，康妮对我说：“我想你还是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好像老天爷并不想让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准备。”

　　　　康妮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想走得太匆匆。不过老天爷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早点离开人世。”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抚平这份悲伤？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慢慢接受现实？有没有什么良药能让我们至少能暂时忘却恐惧，或者永远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转而客观地认可自己的现状，并能一直接受这一现状？

　　　　对命运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天爷也没有告诉我还能活多久，不过看起来我已踏上了人生的末站。在人生的这一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睿智，为的是我女儿、我的孙女和其他晚辈。尽管我错过了人生列车接下来可以欣赏到的风景，我还是可以从这次旅行中汲取足够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想帮女儿（尤其是吉娜）、朋友和同事减少悲伤，我最好能够调整自身定位，正视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为了康妮好，她总能洞察人生，给我很多生命的启示，不过这一次我要多考虑她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如约同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会面了。第一位建议马上进行脑部手术，照他的说法叫作“脑部减积”，为的是切除部分大肿瘤，从而缓解对脑部神经的压迫（尽管我并没有痛感）。不过，这位大夫并没有说动手术能延缓我的生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底还能活上多久。当时，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他说手术后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再过一阵还要辅以放疗。


　　　　8。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康妮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情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比任何时候我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地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康妮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康妮，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康妮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我们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脑部减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2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应该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3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康妮，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康妮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康妮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了化疗是否能奏效。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它们也许都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的病症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形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3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康妮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几乎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动匆匆，都没有时间驻足系好鞋带。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详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动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


　　　　9。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

　　　　回到家中，吉娜总是不放心地围着我转，可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毕竟只有13岁，原先她心目中的父亲总是精力充沛、体格健硕的，可在活组织切片手术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病怏怏了。但她姐姐玛瑞安比她深谙命运多磨，因为玛瑞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玛瑞安用自己的行动给妹妹做了示范。当玛瑞安见到我的时候，就张开臂膀拥抱我，示意自己妹妹“如法炮制”。这样一来，生活的阴霾就不会显得那般逼仄了，可以用更加恬淡的心态来接受疾病苦痛和那命运多磨。

　　　　在那些刚刚坠入深渊的日日夜夜，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让我不禁想起从前熟悉的片段，心中平添几分慰藉。我们互相取暖，玛瑞安和吉娜两人又在一起玩耍了，看着电影，在谈笑欢娱中试着忘却痛苦。不过，入夜之后，每个人都发现难以入眠，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因为心痛难忍而泪湿枕畔。吉娜和我会发现彼此半夜都不约起身，唏嘘不已。她会察觉我在夜色中抽泣，我也会躺在她床上和她互诉衷肠。我也可能挑灯夜战，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开卷部分，吉娜可能会端坐在我身旁，静静地守候着我。她也许会念诗给我听，我经常会送诗集给她，包括我小时候读过珍藏的一本，不过我一直都无法很好领会其中的精妙之处，我在诗歌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不过，吉娜和我不同，她能写诗，也爱读诗。我总是觉得她身上集中了她母亲和我的优点。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便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我所最熟悉的爱人康妮，身上都有不为我所知的潜质。

　　　　有一次，在夜阑时分，吉娜突然朗诵起了诗人约翰？多恩的名作：“死神莫骄狂，虽人惶惶不安，说你，蛮横且可怖，然你实属外强中干……”在这首十四行诗中，作者把死亡比喻成长眠。我并不同意作者的看法，把离开人世看作陷入长眠和我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我坚信，如果能在生前安排妥当，死后留下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而非只是陷入冰冷的长眠而已。

　　　　当时已经是凌晨1时了，此时我并非要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只是也想知道别人对于死的不同见解。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