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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天可汗时代-第32部分

小说: 天可汗时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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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泌由此提到了当初李贤的《黄台瓜辞》,这首诗也许当时是被禁的,因为肃宗似乎不知道——问题是李泌都听说了,肃宗会不知道?或者此诗是对皇家成员封禁了吧。总之,李泌旧事重提,目的在于保全广平王。    
    之后,玄宗的答复送到了长安,“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我只要蜀地自养,不会再回去和你争。这果然印证了李泌的判断。又过了几天,玄宗的第二个使者到了,说玄宗接到第二次奏表时非常高兴,当下便商量着回长安的日期。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年已古稀的玄宗不远万里终于到了咸阳。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父慈子孝的温馨场景。两位都是爷爷级的人物(肃宗年近五十,也是半大爷爷了)在一起抱头哭泣,“上皇(玄宗)降楼,抚上(肃宗)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的确很“感人”啊。其他的细节就不仔细描述了,只要知道父子二人见面十分客气就可以了。然而父子之间,应该是这样的客气么?玄宗不肯居正殿,而肃宗则是连黄袍都不敢穿。玄宗说了几句话,都比较有意思。譬如,“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这句颇似自我解嘲,而“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则有些乞怜的意思了。这说明玄宗的确非常识大体,不再和自己的儿子争什么,另外,也很知自保之道。可惜的是,日后的形势却是玄宗始料未及的,即使他这般让步,仍避免不了那样惨淡的结局。不过眼前,肃宗毕竟表面上还是十分尊重太上皇的。    
    既然太上皇回到了长安,那么肃宗等于正位了,因此开始加封新一届皇室成员,肃宗的儿子们普遍由郡王升到了王,张良娣则升为淑妃,后来又立为皇后。    
    由于洛阳此时也破了,所以原先安禄山强行带走的那些官员们,又都被抓了回来。去时凄惨,回来也凄惨。“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俶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回来之后还要等着审察,而且还会有相应的惩罚。最终朝廷决定以六等定罪,后三等流贬,前两等都是死罪,还有一等是重杖一百。可以说,哪个都不轻。代表性的是达奚珣被处斩了,陈希烈赐自尽,被重杖的不大清楚,而流放贬谪的则有很多很多。而前面提到的王维,由于有那首诗作证他还是忠于大唐的,另外,他的弟弟王缙——日后代宗朝的宰相,此时也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官来赎哥哥的罪,因此,王维没怎么受罚,后来还升到了尚书右丞,算是一个特例。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张均或张垍。关于这两人,《通鉴》和《唐书》的记法有矛盾之处,通鉴说肃宗向玄宗求情,请求饶过他们二人,玄宗看在肃宗的面子上饶了张垍,但张均却不肯放过;而《唐书》中则说张垍“死贼中”,张均免死;又有一说是两人谁都没死。反正因为张说的关系,肃宗也算为他们尽了心。但朝廷定的这种严厉的惩罚,吓跑了不少打算投降的旧官员,令肃宗十分后悔。    
    另一方面,洛阳收复了,回纥人又开始索要东西,广平王只好赠送万匹罗锦才算暂时安定了下来。后来回纥军回到长安后,肃宗封叶护高官,又赏回纥绢二万匹。    
    至德二年,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年,收复长安、洛阳的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唐肃宗可以坐在长安的宫殿中来处理国家大事,比灵武的那个小城楼可是威风了不少。


第三部分李光弼像(1)

    乾元元年四月,肃宗正式立李俶为太子,十月又把太子的名字改成李豫。唐朝中期开始,有几次大规模的“皇子改名运动”,比如玄宗就喜欢没事给儿子们重起一下名字,然后过些时候又改一遍。太子们的名字改动更是频繁,前面说过肃宗就改了三次才最终定下来叫李亨。好在他们没有把改名的兴趣放在改年号上,否则都像唐高宗和武则天那样换年号成瘾,则唐朝将近三百年,要是有三百个年号……不可想像,感觉蛮“恐怖”的(不过话说回来,肃宗在位时差不多两年一换,频率也是很高的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在唐朝高祖太宗各自只用一个年号是多么的可贵。    
    九月,肃宗调动了九个节度使的力量进攻安庆绪,兵力达到数十万。可以想见,肃宗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但决心与疑心并重,“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不设元帅,只让一个宦官做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理由绝不是史书上说的认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都是元勋,谁也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肃宗不放心将权力交给这些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人。    
    九节度使围邺,一直围到第二年的二月,郭子仪等人决定决安阳河(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查看地图的话,还是稍有区别的,取《唐书》的说法)水灌城。困守了几个月的邺城情况当时变得更加糟糕,和张巡遇到的问题一样,邺城中也是缺粮,老鼠的价钱已经涨到了一只要数千钱,一斗粮食更是卖出了七万的天价,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这时城中有人想要投降,却因为水太深,没有办法出去。    
    按说这个时候要是破城的话,是绝好良机啊,何况又是九节度——可问题就恰恰出在九节度上。由于没有主帅,唐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错失了良机,又因为邺久攻不下,唐军上下也有点军心涣散。就在这时,史思明从魏州赶到了邺,安庆绪为了能够尽早解围,甚至派人将他的皇帝玉玺交给史思明,不过这当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    
    李光弼像    
    史思明果然厉害,他断了唐军的粮道,使唐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三月,叛军援兵直抵城下,与唐军决战。史思明本人看来也是相当骁勇了,他亲自带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六十万人在安阳河北对峙,但唐军并没有把这支军队当回事,以为是敌军的一支游击小分队。由此可见唐军是有些大意了。看到敌军松懈,史思明领着这五万人突然冲了过来,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人“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本人还中了一箭。史思明以一敌四(不是单挑的那种大将之间的决斗,就是大伙一起上的群殴),并且没有处于劣势,不免让人感慨唐军的“无能”。而郭子仪从后面袭击史思明,本来可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结果还没来得及布阵,天上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不过这次也不只是唐军受损,叛军也被吓着了,双方各自败退,辎重都扔了一道,唐军一方“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在向南撤退的路上郭子仪命人将安阳桥拆断,目的是为了保住洛阳。但洛阳城里仍然受了惊吓,百姓们惊惶地向山里逃去,而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人也纷纷逃走。这两个官员的逃跑,终于使肃宗找到了发泄此战失利的火气的对象——诸节度上书请罪,肃宗当然不敢降罪于这些手里握有兵权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荣幸”地成为了出气筒,都被贬官了。但终究要有人为此负责,这时那位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起了作用,他看郭子仪不顺眼,就把责任推给了郭子仪,于是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替他成为了副元帅。    
    而安庆绪这边也不太平,围是解了,可是安庆绪也不打算再提起旧事,干脆连城都没请史思明进,他本人当然更没有打算出城去看望一下。但安庆绪哪里有史思明的老辣?不几天就被史思明杀掉了。抓安庆绪的时候,史思明“责以大义”,说他丢失了东西两京都没关系,但他最不该做的就是杀他的父亲,“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史思明这样责骂着,却不想两年后他也重复了安禄山的命运。几乎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向他的父亲下手了。史朝义杀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又派人到范阳杀了弟弟史朝清,随后范阳城中自相残杀,最后因此而死的达数千人。    
    由于有太多的自相残杀,而且首领更换太勤,八年时间就出了四个皇帝,有三个还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其中两个可以算是无能之辈,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对安史之乱的结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城堡总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不过安史之乱的最终结束,是在代宗时期。    
    有时想想,如果自始至终都是安禄山在指挥叛军的话,战乱会不会持续得更久些呢?当然,我并不盼着安史之乱持续更久,因为这八年的时间,足以让唐朝的实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足以让盛世的繁华尽化为子虚乌有,足以让生灵涂炭、社稷倒悬。看看杜甫的诗吧,你会觉得从心头油然而起的一股悲哀。在他的笔下,有石壕村那位被强行带走的老妇,有无家可归、无人再相送的老兵,还有与丈夫“暮婚晨告别”的新娘,但苦难的百姓又何止这些?据官方统计,天宝十四载时,唐的全国人口户数基本保持着盛世时的总数,有891。4709万(《通典·食货七》),而到了肃宗乾元三年,这个数目一下子降到了293。3174万,减少的人口当然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或者还有被人吃的?总之,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剩下来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但他们真的幸运吗?其实也不过是“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罢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时期的这个景象,自此时起,再也没有在唐朝出现了。


第三部分李光弼像(2)

    十二    
    在“大燕”朝中连续发生内讧之时,唐朝内部也同时混乱着。    
    唐玄宗从蜀中回到长安,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让自己平安地度过晚年。本来前两年还好,肃宗基本满足了玄宗的要求。他让很多人陪在太上皇身边,天天娱乐,玄宗倒也悠哉优哉,而且父子二人经常相互去探望,有时还能在路上相遇。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提起一个人了,即肃宗朝有名的宦官李辅国。    
    李辅国在玄宗朝地位很卑微,以至于到了他的主子肃宗当皇帝时,即使他突然间显赫了起来,但仍然很多人都瞧不起他,其中包括高力士等人。若说高力士瞧不起李辅国,倒也有情可原,毕竟他曾有四十年是李辅国的上级,而此时大概也要叹一声“后来者居上”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被人轻视,李辅国当然很不高兴,就打算“立奇功以自固”。但李辅国当然不会上战场去厮杀立功了,他想到的立功办法是向肃宗进谗言,说太上皇每天见外人太多了,而且高力士、陈玄礼等人也有所图谋,这样会对肃宗不利,请求肃宗把太上皇从兴庆宫迁到大明宫中(玄宗回长安后住在兴庆宫,而肃宗则住在大明宫,原文李辅国说的是“禁中”,当指皇帝所在的皇宫,即大明宫)。肃宗当时就“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李辅国当然又得劝一番,但肃宗仍然没有答应。这当然是表面现象,而内心中肃宗定对太上皇起了防范之心,因为从此他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这之后不久,李辅国假借皇帝的名义,把兴庆宫中原有的三百匹马调走了二百九十匹,就留下十来匹马。这件事在史书上的记法是“矫诏”。不错,当时李辅国确实是“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随便矫个诏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没有人告诉肃宗,即使有,肃宗的反应也不过是“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但太上皇的事情绝不是一般政事那样简单,李辅国也绝不敢轻易行事,他此前对肃宗说的那番话其实有些“投石问路”的意思,起码是和肃宗打了个招呼。肃宗纵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批评李辅国。于是李辅国又在行动上投石问路,这一次调的是马,下一次调的就是人了。    
    当发现调马行动没有什么严重结果之后,李辅国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在这年七月,又趁肃宗生病的时机,硬是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西内)。这一次的事情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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