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九月 [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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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自然，”格卢姆斯基说。“咱不懂，怎么的？”
我估摸，格纳特已经快到林子了。我们可千万别露出破绽啊！格卢姆斯基皱着眉头，阴沉地打量着我。从上到下，颦眉蹙额地打量着我。他在思量自己的遥远的心事。
“最好把两只袋子放在老爷府遗址，放在铁匠铺，”我说。“铁匠铺孤零零地座落在高地上，那儿容易组织环形防卫。这是防备万—……虽说他们未必敢来。”
“就这么办，”格卢姆斯基说。
他继续用他那眯缝着的小眼睛探究我。
“你去找萨盖达奇内，你估摸，“他们会放你过去？”他问。
“我想……我们正好检验一下，他们看了条子，是不是上了钩。”
火烧鬼，有充分理由放萨盖达奇内来格卢哈雷村“检点钞票”，然后向他问个清楚，才敢完全相信瓦尔娃拉的消息。这个旧警察，不经过核对，不会冒险行动。这就是说，土匪们应该把我们的使者，也就是我，放过去，去找萨盖达奇内。这是从我们这场游戏的规则推导出来的。但是，规则嘛，是我们定的，而不是火烧鬼定的。
于是格卢姆斯基说：“就这么，就这么干……”
下着小雨。蒙蒙细雨落下来，周围一切发出沙沙的响声，树叶子纷纷掉在湿漉漉的土地上，庭前花圃里的金色向日葵，都搭拉了脑袋。园子里铺了厚厚一层树叶，屋后的菜园，显得空旷，凄凉，我强烈地感到，除了那些抹得雪白的草顶小泥房里面还有一点温暖、舒适的气息，周围多少俄里之内，触目皆是苍凉、寒冷，荒无人烟的景象。谢麦连科夫家又有人数数落落地哭了起来，我听得出，这是谢拉菲玛的声音。
“就这么，就这么干”格卢姆斯基重复地说。“要不，咱去梨庄吧？”
“不行，同萨盖达奇内打交道，必得我去。”
格卢姆斯基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他知道，我和老头儿有交情。不过，我面临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可你接着还得上奥任呀！”格卢姆斯基叹了一口气，接着提出一个与刚才的事情毫不相干的问题：“听我说，今后安东妮娜怎么办，啊？她一个人？让她住到咱……咱家只有咱同老太婆两个人，房子，在村子里边不算顶孬的。她会称心的。古人说得对，看着一个人受孤单，不兴不管，她如今是孤儿了。她命太苦了！‘在家受凄凉，不如上人家住客房……”
这可是长篇大论，富有诗意，激动人心的话语啊。这话自这位主席的口，确实很奇怪。我诧异地瞧了瞧他，他正拱着肩，缩着脖子，无精打彩地站在我的面前，活象个有办法的老啄木鸟。
“为什么不让她住在我家里？”我问。“住在我家，多少还有点理由。”
“你年轻，太随便，虽说……”
“又是二十五岁！”我说。
这个问题的讨论，本来到此可以结束了。可这位主席的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我闹不清的一种想法，他顺着这个想法，执拗而又坚定地说下去，来了个所谓迎头一击：“有了孩子呢？”
这句话包含着农民的明确而又合理的逻辑。同床睡了觉，你想想把，那可能有什么结果。
“有了孩子，就教养呗，”我摆着架子说，我觉着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都清楚了吗？”
“谢拉菲玛——老太婆了，你这家也很穷，“格卢姆斯基说，“你自己想一想。”
到这时，我才猜透他卖的什么药，我甚至一拍手，蹲了下来。
“喂，格卢姆斯基，你怎么的，准备给我出殡了，啊？”
到此时，我才闹清了他那不需脖颈帮忙，直接安在肩膀上的脑袋里牢牢扎根的固执想法和卓识远见。我们这位主席，这时节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我的冰冷的尸体正在加弗里拉岗下葬，而安东妮娜却以守寡的儿媳妇身分走进格卢姆斯基的家，他和老太婆在照看孙子……
“主席，你什么事都看得这么远吗？”
“没啥好龇牙的，”格卢姆斯基说。
我本想用谢拉菲玛那一些话讽刺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眼前浮现出那个向一群德国自动枪手投掷没导火线的手榴弹的少年。格卢姆斯基没有别的孩子，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只拉扯大一个塔拉斯。
“好吧，”我说，“请原谅我。”
“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你得看远一点。”主席嘟嚷了一句。“你还得闯好几道伤脑筋的关口，从萨盖达奇内那儿回来后，上奥任是不是也你去？”
“我去。说服古潘，也不是那么容易。”
“着哇，着哇。你以为，他们不封锁这条道路？他们都是傻瓜？”
他，格卢姆斯基，清醒地估计了情况，很难反驳。依着我，我想趁格纳特棉袄里的那张纸条还没送到地点的时候，立即动身去奥任，但是，不事先同萨盖达奇内谈妥，怎么要求古潘派人呢？我在这次运筹帷幄之中，要两次远行。
“我尽量想办法活下来，”我对格卢姆斯基说。
“话是这么说……可你也得为别人想想，你并不是光杆一个。”
他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的短外衣全湿透了，就象一块吸墨纸，把落上来的雨点子，都吸了进去。经过在采泥坑这一阵滚爬，这种粗呢外衣变成了粉红色。
“你多想想，”他说。
如果他没有这高瞻远瞩的目光，他也许当不成这个主席。但是我并不想考虑死。一个人迷信不祥的预感，那打起仗来势必左顾右盼。在战斗中越是畏畏缩缩，那子弹一定会找上你，这是成千上万人的切身体验、总结的前线真理。它被我原封不动地带到格卢哈雷村来了。
“我想，”我保证说，“我死不了的。”
“愿上帝保佑。”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作父亲的情感。唉，在襁褓和啼哭声中又找得到什么乐趣？婴儿，不知为啥都是赤条条的，眉毛淡黄色，眼睛无表情，口角淌着口水；撒尿的时候，瞪着两只小眼，一副傻乎乎的严肃神态。为什么，这种小玩艺，女人喜欢得要命？要是我和安东妮娜也有……老实说，一想到这里，我感到甜孜孜的。大概，开始爱孩子的未来妈妈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孩子了。这是最近几天我在格卢哈雷村的又一发现。发现真多啊！值得活下去，真的。
我走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农庄主席的执拗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背脊上。我猜想，他还在琢磨将来要有个孙子的想法，也就是在琢磨我那个可能成为孤儿的儿子。
第六节
打仗这几年，格卢哈雷村人很快都学会了按照军事方式，按照前线方式，而不是按照农村规矩埋葬被打死的人。不点长明灯，不做没完没了的宗教仪式。一会儿轰炸，一会儿伪警察来搜查，一会儿大日耳曼军队来搞粮食征收…如今呢，本该太平了，可班德拉匪帮又来到身边。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闯进来，搞不好，还来不及下葬哩！
天近中午，加弗里拉岗上挖出了两个墓穴。小天鹅拉着大车，沿着垂柳掩映的大道走来，车上装着人们用自己仓促锯出的粗木板钉成的两口棺材。格卢哈雷村人拖成长长的行列，冒雨跟在后面——有的人顶着蒲席，有的人披着德国人的沙沙响的伪装罩袍，有的人有啥穿啥：还有些穿军大衣，有的穿什么天气都能穿的棉袄。我走在最后面，我不想扛着机枪，妨碍送殡的行列。谢拉菲玛拉着安东妮娜的手，走在她的身边。
马利亚斯回头望了我几次，对她的老婆悄悄说：“你听说了吗？陶厂挖出两布袋票子……几个‘愣头青’原来是挖这个呀！挖了半天，没找到。可格卢姆斯基挖出来了！”
马利亚斯老婆唉了一声，两只短手一摊，又捅了捅马利亚斯的腰，也回头看了几眼，仿佛要求我证实似的。在这一长列湿淋淋的人群当中，不时闪现瓦尔娃拉的短上衣。我们决定放她来送葬，是怕别人产生不必要的疑问。波佩连科提着自动步枪，走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瓦列里克手里拿着无沿帽，大步流星地跟在车后。有时，他的目光掠来掠去，寻觅瓦尔娃拉。也许，他在找寻同情吧！
在到达墓地之前，克里文季哈和谢麦连科夫两具尸体平排摆在一辆大车上；死神使他们亲近起来——两个人同在一个厂里工作，又是同时死在土匪的手里。看样子，他们会葬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加弗里拉岗，他们就分道扬镳了：这里，在林立的十字架、方尖碑和小土丘之间，格卢哈雷村人各有各的祖传墓地，如同宅前院后的自留地一样，都有明确的界限。到这里，陶工被送到土岗的西坡，与他那早年故世的妻子去并骨，而克里文季哈被抬到东坡。
松鸦和老鸥在柳树和白桦之间，穿来穿去，声嘶力竭地啼叫。谢麦连科夫的墓穴，人们贪图省力，挖成了狭长形，活象环形防卫的战壕。两边有胸墙。加弗里拉岗上的土是黄沙土，很松散。虽说陶工们跟粘泥打了一辈子交道，但人们还是照规矩，把他们葬在干飒飒的沙土里。
“唉，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古稀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之一在旁边叹息地说。
什么时候是该死的时候呢？……战争使我们这些当兵的有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青年时代死最正常。前线上打死一个谢麦连科夫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倒要感到惊讶、惋惜：唉，老爹到这儿来干吗，他还应该活着嘛！
我看见安东妮娜那块黑头巾搭拉了下来，象帽檐似的遮住了她的额头。她笔直地立着，她身边是谢拉菲玛，姥姥佝倭着腰，显得特别苍老。我没有走到安东妮娜跟前去，大概，她此刻想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想同父亲待在一起。他们相依为命，苦熬苦撑一十八年——这哪是人过的生活呀！此刻，谁也不应该去打扰她。
他们父女的关系，我能知道些什么呢？知之甚少。他们父女的深情，只在我面前展示过一点点，那是有一回，我听见陶工喊她：“安托莎”，当时，我就感到，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喜悦，多少辛酸呀！我还看到过，有一次。谢麦连科夫踏着转盘车，打磨一只精致玲珑的陶罐，他朝女儿转过头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和支持。
我只能隐约地猜测，真正的父女或父子之爱，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透过自己惨淡的童年，听别人讲那些听不大懂的言语。谢拉菲玛姥姥太好了，但姥姥毕竟代替不了爹妈。对，我最好此刻不到安东妮娜跟前去。
马利亚斯和黑脸膛、皱着眉头的克罗特，把两根瘢瘢疤疤的木头杠子横在堑壕一般的墓穴上，杠子上面放上棺材，用绳子拢好。谢拉菲玛姥姥哇地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按照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宗教仪式数落起来：“你把这苦命的丫头扔给谁哟，”“你劳劳碌碌一辈子啊，”“娃儿们，他这家冷冷清清，谁来加热哟！”…在这个时刻，姥姥嘴里也不尽是骂街的词儿，人们听她这么一数落，也不禁抢天呼地地 哭起来。马利亚斯也哽哽噎噎地掉了眼泪。
我拄着机枪的枪筒站在一边。昨天亲身经历采泥场的一幕惨景之后，下葬前的仪式，已无法真正感动我了。眼泪只流了一点点。
安东妮娜木然僵立：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停一停！”格卢姆斯基突然喊叫起来，“你们停一停！让咱说几句！”
他来晚了，葬礼已经开始了。他浑身湿透，头发蓬乱。此刻正向岗顶爬来。大家立时停止哭声。格卢姆斯基要讲话，而且是他主动要讲话，这可是一桩新鲜事儿。即使在他当选为主席的大会上，他说的话也不满十个词。
“同志们！”格卢姆斯基开腔了。他从头上拉下那顶湿漉漉的无檐小帽，捏在五个红手指头里，当块破布揉搓着。
邻近一块方尖碑上的红星，高悬在他的头上——这方尖碑并不很高。
“同志们！今个儿咱们又埋葬两个乡亲，又是两个，同志们。你们都记得，打仗前，咱们这块坟地一点儿也不大，象一顶帽子，扣在加弗里拉岗上，还没有伸到谷地，如今呢？你们自己看见了！”
老太太们唏嘘 泣，人群里响起低沉的叹息声。
直到此时，我才看清这位主席身边是块什么样的方尖碑。“塔拉斯·格卢姆斯基”——在一块白碴胶合板上刻有八个黑糊糊的大宇。还有几个数字：“1926——1941”。此外，就什么字眼也没有了。既没有“英勇牺牲”，也没有“在同法西斯强盗的斗争中”。格卢姆斯基父子俩都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