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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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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辞,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2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一月十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内中首次公布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内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不加遮掩的。原文如下:    
    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李一氓在去世前回忆此事,心情颇为沉痛。他说: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一九四二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军长身陷囹圄

    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尸体横七竖八,布满皖南山间。雨仍不时地下着,冻得战士们手心冰冷。叶挺指挥部队几度突围,均告失败。叶挺在十一日致电毛泽东:“突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惟士气尚高,只好固守一拼。”鉴于项英临阵动摇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日发来电报,指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项英随军北上。    
    毛泽东在十二日给浴血苦战中的叶挺、饶漱石发来电报,“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饶漱石,那时在新四军中只是作为叶挺军长的朋友出现,化名梁朴。其实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据当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目击,在十四日早晨,“军长的朋友”梁朴前来找叶挺,密谈了一阵子。事后王聿先才知道,正是这次密谈,他们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经叶挺、饶漱石决定,派出两名参谋持叶挺名片,前往附近国民党五二师师部联系谈判之事,以求争取时间,减少损失。这时,叶挺手下大约还有两千人。十三日的战斗,格外酷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负伤阵亡。十四日傍晚,响了一天的枪声,稀疏了。这时从山下传来喊声:“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叶挺命令暂停还击。于是一位国民党一○八师副官处长,带着一个排上山来了。那位处长见了穿黄呢军服的军官,便知是叶挺军长,连忙敬礼,说明来意。为了全军的命运,叶挺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随来人下山,去见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叶挺一去,便遭拘捕。十七日,叶挺被押往上饶,关入李村监狱。随同叶挺一起下山的王聿先则被关入上饶七峰岩监狱。据王聿先回忆,关了一个多月之后,叶挺生病,宪兵去掉了王聿先的脚镣,带他到李村监狱给叶挺看病。王聿先见到叶挺时,落下了热泪。    
    叶挺面目消瘦,须发很长,但墙上有着他用木炭写的两行大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此后不久,叶挺“失踪”。叶挺到哪里去了呢?一九四一年冬,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阳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个“夷”字。阳翰笙看了字迹潦草的信,才猜出这个“夷”是叶希夷。信中说,他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并提到阳翰笙的老朋友、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阵亡。从笔迹、信的内容,阳翰笙断定这确实是叶挺写的,马上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见信,欣慰地说:“失踪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们可以向蒋介石要人了!”    
    后来才知,叶挺在囚室中事先写好这封信和一张条子。一天,他被押解到重庆近郊途中,说要入厕,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信、条子和五元钱用小石头压在地上。条子上写着,他吃了冤枉官司,仁人君子见了此条子,代为寄信,家中就知道他的下落了。天下果有仁人君子,见了此条,把信寄出……    
    至于叶挺会把信寄给阳翰笙,是因为一九三九年,叶挺到重庆时,阳翰笙请他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纪录片《战地特辑》。他和阳翰笙早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相识于广州,那时周恩来是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则是政治部秘书。他正是考虑到阳翰笙在重庆目标不算太大,而又与周恩来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把信寄给阳翰笙……    
    叶挺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从上饶李村押往重庆,关在望龙门二号。此后他又被转往重庆郊区、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叶挺在狱中度过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曾把所写的《囚歌》赠给郭沫若,顿时不胫而走,脍炙人口: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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