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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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何劳削足适屦。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不屑观海之澜，而只欲海枯见底。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西方旧谑，有士语女曰：“吾冠世之才子也，而自憾貌寝。卿绝世之美人也，而似太憨生。倘卿肯耦我，则他日生儿，具卿之美与我之才，为天下之尤物可必也。”女却之曰：“此儿将无貌陋如君而智短如我，既丑且愚，则天下之弃物尔。君休矣。”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349—352页）　　　　　　①叔本华：十八、九世纪德国厌世主义哲学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受其影响颇为明显。《红楼梦》：清曹雪芹撰。
　　②《意志与观念之世界》：叔本华的名著，今译为《意志与表象之世界》。
　　③天竺：印度的古称。
　　④《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撰，秦罗什译，百卷，释《大品般若经》者。
　　⑤黑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⑥魏利：十八世纪意大利文学家。
　　⑦康德：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
　　⑧《包法利夫人》：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
　　⑨嵇叔夜：三国魏诗人嵇康字。
　　⑩史震林：清代作家，字岵冈，号瓠冈居士，撰《华阳散稿》二卷。
　　这一则是对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哲学研究《红楼梦》所作的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收在《王国维遗书》中。在其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中，开始便引叔本华的诗，提出饮食男女是人生的大问题，而王氏认为：“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两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他认为生活是痛苦的，“生活之于痛苦，二者一，而非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红楼梦》就是通过宝黛之事“写人生之苦”，“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这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
　　叔本华将悲剧分为三种：一是恶人作祟；二是盲目的运命；三是由于悲剧中人物的位置及关系，使其不得不这样，不必非有蛇蝎之人物与意外之变故。由此，王国维认为前两种悲剧属于罕见者，可以避免，而第三种如《红楼梦》，则是以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无时不可坠于面前者。他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除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闻黛玉说“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他的祖母，遂酿成金玉合木石离的“悲剧中的悲剧”，“此等惨酷可谓天下至惨”，因这不是由于蛇蝎之人物和非常之变故造成的悲剧。因此，他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即存于此”（见第三章）。钱先生指出：王国维就宝黛悲剧的分析，说明他“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如果能尽其道，彻其理，则应当明白“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红楼梦》写宝黛爱情，好就好在没有将他们撮合。钱先生在《管锥编》多次讲到诗文中表现的男女乖离，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但得长相思，便是长相见。”（张云璈《相见词》）“最为简括圆赅。”悲剧所以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犹如俚语所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九）“许看不许吃”（李渔《比目鱼》第十出，此转引），有着那么一种欲得到而尚未得到的诱惑。亦正如这一则举引的叔本华所谓“欠缺而有所求”，是一种“欲愿”，从中可以产生快乐，并非全是“苦恼”和“百无聊赖”。钱先生在这里举引了《大智度论》、罗马大诗人卢克莱修、黑格尔、魏利等对苦与乐的论述，如“新苦为乐，故苦为苦。如初坐时乐，久则生苦，初行立卧为乐，久亦为苦”，因此，生活需要有苦乐之调节；又如人生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人处世间，毕生燥渴，盖无解时”，“新欲他愿，续起未休”；又如“乐自苦出”，“乐且转苦，心火不息，欲壑难填”等等。法国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里的女主人爱玛，对婚姻十分憧憬，及至成为包法利医生夫人时，她失望了，后来地主罗道耳弗与她的频繁幽会，起初带给她的是快乐，但逢场作戏被她看穿以后，便是苦痛，她不得不以砒霜寻得解脱。嵇康所谓饥者思食，饱者厌食，也是在阐明快乐出自苦痛和亏欠。史震林所谓“当境厌境，离境羡境”，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因此，钱先生指出：姑且按照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而《红楼梦》现今不是这样的收场，所以，王国维不当附会叔氏之说阐释《红楼梦》，强合作解，只能使哲学与文学之间更加阻塞。
　　《谈艺录》读本（一六）消纳
　　屠琴坞倬作《菽原堂集序》，记查梅史论诗大旨①，主乎“消纳”，尝谓：“沧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消纳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为野狐禅。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纳耳。《唐书·元载传》：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举小包大，立竿表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云云。此真解人语，尝试引申之。长短乃相形之词。沧浪不云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意若曰：短诗未必好，而好诗必短，意境悠然而长，则篇幅相形见短矣。古人论文，有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曰：“读之惟恐易尽。”果如是，虽千万言谓之辞寡亦可，篇终语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排律所谓“篇终接混茫”者，是也。否则虽短篇小什，亦觉词费；以才穷意竭，而支扯完篇，明月已尽，夜珠不来②，实不必作此闲言语也。随园不悟“消纳”之旨，宜其斤斤以篇幅为言矣。悟乃人性所本有，岂禅家所得而私。一切学问，深造有得，真积力久则入，禅家特就修行本分，拈出说明；非无禅宗，即并无悟也。（199页）　　　　　　①屠琴坞：清屠倬号。有《菽原堂集》十卷。查梅史：清查揆号。有《菽原堂集》十四卷。
　　②《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评沈佺期、宋之问二诗曰：“二诗功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
　　这一则主要是讲查揆论诗主张“消纳”，从这一则看来，消纳有两个意思：一是即小见大，二是有言外之音。即小见大，如写元载的贪污财物，胡椒尚且有八百斛，那末别的比胡椒更有用的东西，也就多得无法计算了。这就是即小见大的写法。言外之音即“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写法。这两者的分别，前者是点明的，如“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点明还有“他物”，多得像“胡椒八百斛”那样。后者是不点明的，如祖咏《终南望余雪》：“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雪后必冷，这后面一句含有担心平民挨冻的意思，但没有点明。刘勰于《隐秀篇》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有言外之音，“读之惟恐易尽”，是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艺术效果，这样的作品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算长，因为它能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正如杜甫所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高适岑参三十韵》）。反之，如果死扣题目，又毫无余味，篇幅再短，字数再少，亦觉词费。一般说“才穷意竭”挤出来的文字，硬支撑完篇的，便觉其长。所以说作品的长短不能单看字数，而要视其内容是否充实，文章是否尚有余味。袁枚不明白这一点，而斤斤计较以篇幅言长短，是不对的，如《孔雀东南飞》有353句，1765个字，是中国五言叙事诗的长篇，但读起来并不觉其长，因为它能用通俗的语言，叙述一个家庭悲剧，这个家庭悲剧在封建社会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感人至深，正如王世贞所评：“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艺苑卮言》〉所以这首诗虽长，它的含意极为深刻，可供体味。西方十九世纪作家如佩特论文主张“留有读者思量”，马拉梅也认为诗之妙在于情词不尽，与严羽论诗所见相合。
　　《谈艺录》读本（一七）附录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题目这样累赘，我们取它的准确。我们不说中国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撇开中国文学批评里近来所吸收的西洋成分，我们不说中国旧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里，多少还保留着。
　　这里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巴狗。譬如我们旧文学里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煞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①。中世纪西洋文学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子。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而又非抽象的记号崇拜，跟中国的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译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记义”，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又如章实斋论先秦著作，指出一种“言公”现象，研究章实斋而亦略知西洋文化史的人，立刻会想到“言公”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言公”现象跟“香草美人”体的得失是非，我们不能在此地讨论；我们不过借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野蛮人还未摆脱五十年前中国维新变法，出版《学究新谈》、《文明小史》时的心理状态，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像西洋历史文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具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是特点了。
　　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国道学家的理论，虽未受任何西洋影响，但也算不得中国特有。此类中外相同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其次，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共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此类问题，也不属本文范围。最后，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以一家一说一派而以整个的中国文评为研究对象。譬如，心解派的文学批评，当然是西方特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就是心解术；因为，在心解术成立以前，西洋文评早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心解术应用到文学上以后，西洋文评还有不知多少别具手眼的宗派。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