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

第27部分

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瞧见我学写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跑来翻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间。我因为失眠,请求通宵亮着灯,让我看书。最好是两三点钟,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规定,他们本来应该起来看我干些什么,不过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理会我了。尽管我急起来可以把写的东西塞在被子底下,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报纸撕成小块,用极小的小字,写上意第绪语,希伯莱语和波兰语的混合物。万一事败,看懂这个怪语种也得费些工夫。这可以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
  为了说服情报中心,我不能不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把事情从头说起。我把各人被捕的时日、地点,情况详细开了一份清单,然后叙述他们被捕后的表现。当然只能就我所知。至于破获的电台、电报,密码,我也一一列入清单。
  接着再把“大赌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采取的手段尽量解释清楚。最后,我又列举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单。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两种可以实行反击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主动继续搞“大赌博”,那就由局长于1943年2 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我的生日道贺。
  方案二:如果情报中心认为不必再继续搞“大赌博”,那也得照旧在一两个月内不断来电,免得让敌人看出我的报告引起了突变。
  另外我再亲自给雅克.杜克洛去一封信,向他说明处境的严重,请他把我的报告设法交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手中,由他转交苏共中央。我又开一张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求立即让这二十个人转往安全地点。为首两人便是包利奥尔和朱丽叶。
  就在这时候,别动队又在安排卡茨与朱丽叶进行第二次会晤。杰林还不知道和情报中心通报到底该用什么文字,该用哪一本密码。肯特曾经告诉过他,凡是托法共转发的电报,都用一份专用密码。我坚决不承认有那么一回事。结果,杰林便决定用肯特手里的密码,文字则用俄文。
  这又给情报中心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我从前发报都用德文,字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密码则用法共的密码。
  第二次会晤的场面,一按惯例,没有改变,照旧由德国特务四面埋伏,层层监视。杰林深信朱丽叶一定会接受卡茨的信件。结果呢,完全出于杰林意料之外,卡茨不仅把信件带了回来,而且外加带回一包糖果。卡茨笑容满面,能使和尚见了他也会觉得自己已经还了俗。他对杰林说,同志们对我的情况十分挂念,外面已经传说我被捕,朱丽叶也接到了命令,叫她不要再收信件,一定要我亲自送去的才能收。不管怎样,卡茨已经定了约会,由我亲自去找朱丽叶。
  杰林听了十分恼火,问我该怎么办。
  我便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被捕已经有两个月。在这期间,谁也没见过我。我在哪儿都没有露过面,跟法共的联系完全中断。我早就告诉你,目前的情况在所难免。你去为法共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又怎能不怀疑呢?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得怪你。你不要我一道搞‘大赌博’,现在都给你弄糟了。”
  他听了便对我说出一些真心话。他说他从一开头就要我参加“大赌博”的,可是柏林方面不答应。他连打几个报告,证明我有诚意,可是都归徒劳。柏林方面害怕法共会用非常手段救我脱险。
  我对他说:“不管怎样,反正一星期内,我再见不到朱丽叶,那就不用再提什么‘大赌博’了。而我呢,我要求重新把我送回弗雷纳监狱。”
  谈完了这一次话,杰林便乘飞机回柏林。过了几天回来;他的计划已经得到了上司的同意。
  在杰林去柏林的几天里,伯格每天都来和我长谈,气氛十分友好。原来他是由杰林派来摸我底的。在谈话中间,我、得知希姆莱本人也对“大赌博”十分感兴趣。对我来说,这越发证明这一场把戏不是好玩的。
  约晤朱丽叶的事非搞成不可,否则,  “红色乐队”的全部被捕人员都得丢脑袋。
  —我一辈子做事,都以保全人命为重,可是这一次的彩头实在太大,我连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我把那么多人性命来冒险有什么不对。有时候,全部责任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头上。
  我没法跟任何人商量,只好由我一个人作出抉择。事情过了三十年,我仍然为我做出了这一抉择而感到自豪。
  星期四晚上,在会见朱丽叶的前两天,我和杰林长谈一次。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他承认在柏林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得到上级批准,由我去见朱丽叶。他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我非常希望这一次会见能够成功。因为,我们若能取得法共的信任,再跟情报中心打交道就方便多啦。”
  接着,他便设想一些情况来安排我的行动。他说:“我完全排除你出卖我的可能性。但是,你如果不完全相信单独议和会成功,那末我就该担心你会利用朱丽叶的约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通知朱丽叶。我得预先告诉你,如果你想乘机逃走,或者乘机通知朱丽叶,那我就把法国和比国‘红色乐队”的监犯一律枪毙。”
  我一听火冒十丈,便对他说:“你自称要我合作,促成单独议和,可是你却这样对我进行威胁。这使我不能不这样想,早知如此,还不如马上处决。这是我一落网就作好的准备。你把我押到刑场去枪决好了! ”
  从此以后,杰林再也不威胁我了。他终于看清楚他已经在’他上级面前大大地卖弄了他和我一道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
  他已经骑虎准下,不得不再冒一次风险,让我会见朱丽叶。
  但是,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会晤的前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老盘算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想杰林不会搜我的身,因为他一搜,我就不肯再去赴约。怕的是杰林的同党来一次挑衅活动。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波梅尔堡,还有巴黎别动队的头子雷塞都在窥伺着杰林,等他出纰漏。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会晤的安全。他们只要布置一场假的逃走,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逮捕朱丽叶。
  伯格曾经告诉我,别动队里有几个人认为只要把朱丽叶抓起来就能把情况搞清楚。
  结果,我决定空身赴约;什么也不带。如果一切顺利,不妨再和朱丽叶定一个约会,把杰林的电稿和我的电稿一齐交给她。
  星期六下午,索赛街大楼院子里真是剑拔弩张。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大批去到沙德莱广场,在周围设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一道到蜜饯铺子里去,但是,我很怀疑,铺子里也许另外安排得有盖世太保的人。
  朱丽叶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彼此拥抱。我便乘机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过一个星期再来递给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这份材料转给另外一个人。随后,她跟另外的那一位都得远走高飞,仗没打完永不露面。朱丽叶把话都听清楚,而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给我。
  回索赛街途中,杰林的心情显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电稿交给朱丽叶。
  我说;  “朱丽叶告诉我,她已经不搞联络工作了。铺子里另外有一个人观察事情的经过。这个人,她并不认识。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杰林觉得我的说法合乎逻辑,他也就放心了,并且对于三次约会朱丽叶的情况感到满意。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晤定在1943年土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则在下午快要关店门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知道这家铺子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开门营业,可以利用这两天让朱丽叶远走高飞。
  约会的前夜,我从“保险柜”里取出写好的信件,然后简简单单地放进口袋,上面再放一块手绢。杰林来找我,先闲聊一阵,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弹马上要送出去了。
  这一次行动比较平稳。监视放松了一些,做得也不那么显眼。我把两份报告塞进朱丽叶手里,并且告诉她说,德国人的报告是密码,另一篇长的则出自我的手,两份东西都得送到情报中心。我和她拥抱一下,再一次叮嘱她赶快逃走。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来不及访亲问故。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踪呢? 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对我说:“你知道么? 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不是很自然吗?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 有时候竞把我都弄得心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 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着,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杰林兴高采烈来到我的拘留所。我等他先开口。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肯特的电台接连收到两封情报中心来电。他把两封电报都递给我。头一封电报上说:“红军建军节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几乎失声欢叫,情报中心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祝贺。情报中心念你劳苦功高,决定建议政府授予你军功勋章。〃 第二封电报封说:“奥托,同志们转来电悉。希望局势好转。为了你的安全,同意暂停联系,以待后命。有事可径报情报中心。今后工作方针再达。局长。”
  看了电报,我不用再掩饰我的高兴,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赌博”的主动权业已落入苏军手中,报复的时刻到了。
  杰林也得意得脸上放光。他对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证据,情报中心信任我们! ”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带了孩子们撤退到西伯利亚,她也接到情报中心的通知,说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的胜利出力报效。”签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波拉柯娃中校,列昂节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狱
  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