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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

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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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家人在哪里? 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 我们决定:苏珊和孩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莱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十七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当时,我没法明白为什么乔琪遭到逮捕。很长时间,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因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绝对可靠的,而且这些人显然都没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个口袋里有那么几行字。直到战后,我们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我并不知道乔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奥对没有接上头这件事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足够引起我加倍警惕了。盖世太保就在这一带兜来兜去,我必须停止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这一天已经很晚,不可能认真考虑干些什么事了。我又重新游荡,眼睛寻找着还开门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德国人专用店”,这是专供德国国防军用的窑子之一。
  过去,不止一次,别动队的人曾对我谈到他们在香什里舍区光顾的这种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四、五个钟头。人声和饮酒作乐的歌声从屋子里传出来。醉醺醺的大兵忘记了战争,沉迷于这种有意安排的淫乐中。他们烂醉如泥,根本不注意我。至于姑娘们,她们的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给战胜者解闷。在她们看来,我只不过是那些德国鬼子当中的一个罢了。于是,我老实不客气推开门,走进去。我避开了客厅,那里一片喧腾。我请女主人把我直接带上楼。房间的陈设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店里的一个“女职员”走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我;“呆半个钟头,还是过夜?”
  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细节……半个钟头太短了,不能让我充分利用这个栖身之处。因此,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急,可以拿瓶香槟酒来,让我们愉快地彼此认识认识。我的“女伴”马上照办,拿了酒来。我开始喝酒。但是,我刚喝完第一杯,就觉得天旋地转,好象失去理性。我艰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和衣倒在床上。那姑娘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半个钟头过去了,我才慢慢清醒过来……才明白我在什么地方。
  那姑娘安静地,耐心地看着我半睡半迷糊的,等着我醒过来。我重新站起来,我们又继续聊天。她很清楚我是个特别的客人,不是来参加这种地方节目单上所安排的表演的。
  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 你到旅馆去不比这里强吗……你害怕什么吗? ……你一点也用不着怕。请看,宪兵从不到这里来。你想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这儿比别的地方更安全……”
  我回答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怕的。我把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给她看。但是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不相信;于是,她给我讲述到这窑子来的德国军官没完没了的事。我想顺便指出,潘维茨之流应该考虑到告诫他们的姑娘说话小心些。我从那儿了解不少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所谓“高涨”的士气。在这1943年底,德军士气十分低沉,就象他们在楼下喝干了的那些酒瓶瓶底!
  早上五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宾至如归的地方。我问那个姑娘我该给她多少。
  “不,”她对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挣这些钱。”
  “拿着吧,只是为了友谊。”
  她最后还是接受了。同我话别时,还叮咛道:“当心啊,不要在街上磨蹭!如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我这里,我这里是安全的。”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想,一个战士是不会在这种地方长久休息的!
  10月18日。接连第四天,我又开始流浪,到处徘徊,始终不晓得应该走哪条路。我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碰巧走到哪里便到那里。就这样,走到了一幢楼房前面,这是马尔塞.德阿的亲纳粹党党部。这个时候,我记起了德阿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发表在他办的《事业报》上,题目是《为但泽而死》。这个前社会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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