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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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去参加了一次狩猎，我实在因此惭愧得无地自容。那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卑鄙事？当时一个糊涂任性的年轻女孩凭一时冲动所做出的傻事情是我现在无法说清楚的。那是我遇到鲍勃之后。他是个年轻漂亮的男子，有一匹据说烈性的高头大马。那匹马已经掀翻了好几个人，谁也驾驭不了它。所以，当鲍勃邀请我到野外灌木林地去骑马的时候，我就请他把那匹马让我来骑。起初他坚持不允，可是经我一再请求，说了许多好话，（我一贯如此！）他答应了。那次骑马原来是去打猎，我以为被猎的对象是豺狗。我骑上那匹马（刚骑到它身上之后，它高高扬起前蹄想把我甩下来），感觉真不错。它高 17．2掌。不懂骑马的外行也许不知道，1掌约合4英寸，所以那马实际到肩甲突出部位的高度将近6英尺，是我骑过的最高大的马。我对猎狐行为的虚伪谴责就暂时说到这里吧。所幸的是，那次打猎什么也没有猎着——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狩猎。
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到内罗毕找了一份工作，是给一家英国公司在肯尼亚的分公司经理当秘书。我动身离开英国之前，埃里克舅舅通过他的熟人安排了这份工作 ——这是对我们的照顾，所以我们决不可忘记老朋友。我在克洛家里已经住了几个星期，现在必须自力更生了。这份工作本身一点意思也没有，但它可以使我挣些钱以便在非洲生活，并为我今后找一份与动物研究有关的工作做些准备。
我并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事情开始于一次晚宴后搭便车回住所的途中。“如果你对动物感兴趣，”有个人说，“那就得找路易斯·利基。”于是我跟那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约好，到科里登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博物馆）去见他。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他那间又大又乱的办公室，里面摊着一堆堆文件、骨骼和牙齿的化石、石器工具和其他许多东西。路易斯·利基带我参观了博物馆，就各种各样的展品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由于我一直在阅读有关非洲和有关动物方面的书籍，大多数问题我都能回答。即使有的问题我答不上来，至少我对他所谈的内容也略知一二。我想他对我的印象一定不错，一个没有学位的人居然能知道像“鱼类学”和“爬行动物学”之类的专业术语。
我们首次见面的时候，路易斯已经54岁。他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天才，具有不断探索的头脑、充沛的精力、非凡的远见——同时具有绝妙的幽默感。后来我了解到，对那些他认为是笨蛋的人（往往是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他会发脾气，失去耐心。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他对非洲、非洲人和非洲动物的学识方面的魅力。幸运的是，他也很赏识我的朝气和热情、我对动物的热爱以及我来非洲的决心，而正是这样的决心，才使我有幸认识了他。他让我当他的私人秘书。这样，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博物馆里学习了有关东部非洲的动物方面的知识。我还了解了这里的不同部落，特别是吉库尤族。路易斯对他们的了解超过了其他白人学者，因为他的父亲是个传教士，鼓励他在部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他刚出生不久，就被放在篮子里置于户外。这是吉库尤人的风俗，部落里的所有老人从他身边走，都给他以祝福——每个人向他吐一口唾沫！到了青少年时期，他还与跟他一起长大的男孩子参加了成人仪式。路易斯告诉我，在割礼节中，他们在地上围坐成一圈，在每只膝盖上放一块小鹅卵石。如果在仪式中谁膝盖上的石头掉下来，那个男孩将终身背上胆小鬼的臭名。我之所以对这一点很了解，是因为路易斯那本关于吉库尤人历史和风俗的书，就是由他口述，由我记录的。
我为路易斯·利基工作不久，他和他妻子玛丽就邀请我去坦噶尼喀的奥杜瓦伊峡谷①＇3＇，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考古发掘，跟我同去的还有在博物馆工作的另外一个英国姑娘吉莲·特蕾西。1957年的时候，奥杜瓦伊峡谷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知道它的只有在塞伦盖蒂平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马萨伊人。当年，塞伦盖蒂平原是个偏僻的地方，还没有对旅游者开放，谁也没有想到今后这里会修建道路，会定期有旅游公共汽车和小型飞机到那里去。当时去奥杜瓦伊峡谷根本没有道路，连小路也没有。我们离开从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到塞罗内拉的小路之后（这条小路现在已经成了塞伦盖蒂平原上一条通衢要道），吉莲和我只好坐在东西堆得满满的兰德越野车的顶上，为的是看清利基夫妇一年前留下的隐隐约约的车辙。
几年来，路易斯和玛丽夫妇每年都要花3个月时间到奥杜瓦伊峡谷去寻找化石，他们对在遥远的过去生活在塞伦盖蒂地区的史前动物的情况了解很多。虽然他们也发现了不少简单的石制工具，可是还没有找到制作和使用这些工具的类人猿化石。正是为了寻找古人类祖先骨骼，他们夫妇才年复一年地到那里去。1959年，也就是两年之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发现一块类人猿头骨的，是他们的大儿子约翰尼。它被命名为“粗壮南方古猿”，但人们习惯上称它为“亲爱的小伙子”、“乔治”，或者称它为“胡桃夹子人”，因为他的颌骨和牙齿显得大而有力。
我们于黄昏前到达奥杜瓦伊峡谷。随后我们迅速支起帐篷，点燃篝火。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做日志，否则多年之后的今天能有一份书面记录该有多好！我到奥杜瓦伊的开头几天究竟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从八九岁开始就一直梦想到非洲去，与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在矮树丛中，如此算来也有大约14年了。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就生活在梦想的世界之中，梦想成真了：动物就在那里，在我们帐篷的四周。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篝火边，常常可以听见远处狮子的吼声。吉莲和我共住一顶帐篷。后来我们躺在帐篷里的小床上，有时候还能听见一些频率很高、非常奇怪的咯咯声，像猫叫一样的悲鸣声，以及与众不同的呜咽声，我们知道，那是带斑鬣狗发出的声音。
每天工作结束后，吉莲和我就自由地到处转一转。有时候我们还下到峡谷底部。那里长着金合欢属树木和叶子像匕首的虎尾兰属植物和野生龙舌兰。有时候我们爬上陡峭的斜坡，到平原上去走一走。那里的草受到旱季烈日的暴晒，叶子已接近枯黄，只有被无情的风扬起的灰尘蒙着的地方才有一些生机。草原上的大批角马、斑马、汤姆森瞪羚早已销声匿迹。它们的迁徙跟它们所需要的水源有关，它们会随着降雨的情况而迁移。可是我们发现，还有许多动物仍然生活在峡谷及其周围地区，因为它们可以从多汁的植物叶子和根上获得足够的水分。我们经常会惊动一对对的小羚羊。它们的身体顶多只有兔子那么大，非常讨人喜欢。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格兰特瞪羚，偶尔还会看见一两只长颈鹿在草原上闲逛。
我们也有过一两次真正的冒险，比方说，我们就曾碰到过一只黑犀牛。犀牛的视力很差，可是那只犀牛已感觉到我们就在它附近。所幸的是，风是朝我们方向吹的。它用鼻子呼哧呼哧地嗅着，用蹄子在地上啪哒啪哒地刨着，用它那双猪一样的小眼睛朝四周张望，接着转过身，翘起尾巴，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我非常激动，等它离开后，我才觉得两腿发软，胸腔里的那颗心在怦怦直跳。我们亲眼看见了犀牛，而且是在步行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和吉莲到了谷底那带刺的灌木丛中，我突然感到浑身上下很不自在，就像有人在注视着我似的。我转身一看，40英尺开外站着一只年轻的雄性狮子！它以极大的兴趣看着我们。吉莲想钻进浓密的灌木丛躲起来，但是我认为应当向上爬，到上面开阔的平地上去。我们小心翼翼地后退着离开狮子，慢慢朝峡谷边缘上方移动。那只狮子2岁左右，颈项上正开始长出蓬松的鬃毛。这个年龄的狮子好奇心特别强，而且那只狮子肯定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和吉莲这样的怪物。它跟在我们后面至少走了100米，然后看着我们从峡谷边缘爬上平原。事后，路易斯对我们说，那是我们命大，只要我们撒腿一跑，它就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因为它无法抑制把我们当成猎物追逐的好奇心，就像小猫追着绒线球玩一样。
我在奥杜瓦伊峡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采集化石。顶着热带的烈日干那样的活是比较苦的，可是也非常有意思。现场的初期开挖者是一些历年都为利基夫妇干活的几个非洲人。他们用镐和锹挖走表层的土。等他们快挖到化石层的时候，玛丽就提出剩下的重活由她自己亲自干。她认为，如果非洲人的镐头把一块重要化石弄坏了，那还不如由她自己干。有我这样的人当助手，玛丽很高兴，因为我年轻，身强力壮。我们抡着沉重的工具，汗滴如雨，但我们配合得很好。
等终于挖到化石层的时候，我们就用猎刀慢慢挑开硬土，寻找骨骼化石。一旦有所发现，我们就用很小的鹤嘴锄完成最后的这部分工作。我们每天至少要在化石发掘现场干8个小时，上午11点的时候歇下来喝点咖啡。中午很热，我们休息3个小时，那时候我们就都到一张油布棚下面的阴凉处去，把我们挖到的东西进行编号整理。在大部分时间里，挖掘本身是非常单调乏味的，但有时候挖到一些奇特的动物化石，我们也会感到激动不已。当然，我们总希望能第一个在奥杜瓦伊峡谷发现早期人类化石。
不过，也有的时候，虽然手上抓了一块骨骼化石，但却没有意识到，等我看清了或者感觉到它的时候，我会惊讶不已。我手里拿着的这块骨头，曾经是几百万年前在这个地球上行走、睡觉、繁衍的活生生的动物身上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个具有个性特征、有眼睛、毛发、特殊体味、声音的生灵。它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它是怎样生活的呢？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手上拿着的是一根长牙，是足迹曾经遍布平原的巨型野猪的长牙。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那极其原始的时代，仿佛看见了野猪那
长满鬃毛的巨大黑色身躯、炯炯的目光和寒光闪闪的獠牙。我几乎可以闻到它身上的浓烈气味，听见它磨牙的声音。有好几次，我都带着这样的遐想回到遥远的过去，我的想象中出现了由艺术家复原的那个早就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的多彩世界。
奥杜瓦伊峡谷与我儿时在白桦山庄那片园子，跟平静的大海边那片沙石峭壁相隔十万八千里，可是那个对这种生活曾经梦寐以求的孩子，现在已经确实过上了这种生活。我那个充满善意取笑，充满爱心的家，我星期天所聆听到的特雷弗的布道，我在战后英国生活并步人青年时代的经历，造就了我的心灵，使我在奥杜瓦伊峡谷这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世界中不断探索。把儿童时期的我和青年时期的我联系在一起的，是我的思维过程的连续性。在奥杜瓦伊峡谷度过的3个月，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们被神秘的进化所包围，我无疑受到了深深的影响。我在那里的经历有助于我后来有关人类进化过程、道德的出现、人类所作所为的目的——我们的终极命运 ——等思想的形成。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路易斯·利基本人。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机会无计其数，尤其是在饭后，我们坐在非洲晴朗的星空下——明亮的星星似乎离我们很近——看着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篝火那跳动的火苗，在充满凉意的夜里感受到篝火带来的温暖，耳边不时还传来动物的叫声。我们的话题很广，有时讲故事，有时讨论当天工作中碰到的事情，有时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记得有一天晚上路易斯谈了吉库尤人的宗教问题。他说他们的宗教仪式中有很多方面，跟《旧约》中所描述的仪式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就连祭祀用的羊和鸡的颜色和年龄都一样。他在给他兄弟的信中——他兄弟是蒙巴萨的一名主教——他就列举了这些相似之处。可是他兄弟从未给他回过信，也许因为他认为研究这样的问题不大合适。
路易斯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认为科学和宗教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感到不解。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科学家是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当时，量子物理学还没有进人物理学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人提出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但它几乎把有些宗教信仰的东西具体化了。我们所谈论的是，人类这种动物通过进化逐渐在改善自己，包括他那十分复杂的大脑以及语言的出现，而语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