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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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存在，明显地使那些能够接近贷款者的银行可以比它们认为是较少的资本和现金储备来运行。这一事实作为一种理论依据，既被用来支持政府担当最后求助的贷款者职能，又被用来反对政府担当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职能：从支持方面说，这一事实被当作降低金融中介活动成本的一种途径；从反对方面说，这一事实被当作为金融中介活动提供一种隐性的政府补贴的证明。这一事实还导致了法定准备比率的实施，而后者通过增加对无息外生货币的需求将一种补贴转化成—种税收。
就市场运行的效率的角度来说，减少对金融中介的控制，从而使它们能够自由地支付为获得资金而需要支付的任何水平的利率，以及自由地在各地提供各种服务，似乎明显地是合意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政府在诸如注册、信息的提供以及资本或准备金要求的实施等方面不再发挥作用，上述情形是否是可行的或合意的。而且，毫无疑问，在过渡期间，减少控制会增加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故可能会加强政府的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职能存在的理由。如果市场的发展通过保险而提供了保护，从而可以克服因减少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而可能出现的新风险，那么，政府的这一作用也许可以不再存在。
古德哈特认为，无论是否合意，这样一种结果都是不能达到的。通过扩大存款负债的私人保险的机会，可以对古德哈特这一看法加以检验。如果这种保险已经普遍，则按风险调整的保险费将使得管理规章限制成为不必要的了。不过更难以想象的是对政府的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压力稍除后市场的安排问题．
法令货币的前途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世界各国历史上第一次几乎不约而同地实行了纯粹的纸币本位。费雪在1911年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不能兑现的纸币，对于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证明是—个祸根。”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现在的情形呢？就某些方面说，在我们看来，这大概是当前货币领域中最有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大大影响前面两部分中讨论的那些问题。
我们认为，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及以色列等国家的经历是费雪结论的现实例证，但它们都是一些较不发达的国家。除年代次序外，比之更为先进的西方国家，它们可能与费雪所指的那些国家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那些更为先进的国家——如日本、美国及共同市场成员国——的经历，使我们有理由对这一问题持更为乐观的态度。导致早先不兑现的纸币走向崩溃的那些对政府的压力，在现今这些先进的国家里象以前一样强大——最为明显的压力是，不通过明显的征税活动取得资源供政府使用。然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产生出了减少纸币膨胀的政治吸引力的各种反压力。
我们认为，这些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是金融市场与公众两方面的灵敏性与复杂性的普遍增强，这实际上是发生了一次信息革命，这一革命大大地降低了获得信息的成本，并使人们的预期能更为准确、更为及时地反映各方面的进展。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靠三种途径来增加政府的资源：第一，通过纸币发行本身（即对外生货币特有量征收的隐含的通货膨胀税）；第二，通过未经投票表决的公开的税收增长——通货膨胀实际上导致了税收等级的提高；第三，通过本偿付债务的实际价值的降低。这些未偿付债务的利率不足以弥补未来通货膨胀的损失。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政治与金融的发展，已经使这三种收入来源的潜力受到侵蚀。
尽管从上世纪中期到经济大萧条为止，外生货币一直保持在相当平稳的水平上，大约占国民收入的10％
，后来急剧上升，于1946年达到最高点，约占国民收入的25％
。但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大约占国民收入的7％。然而，对现代社会来说，按目前的政府税收与支出水平，这一部分可能是这三种收入来源中最不重要的。即使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外生货币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没有下降（事实上它无疑是下降了），外生货币的10％
的年增长率给政府带来的收益只是1％ 的国民收入中的约7/10。
上述收入中的第二个部分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部分。以往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使得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人遭受了一种决不可能在公开表决中获得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水平。然而，由此而生的政治压力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以此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这种收入来源基本上被消除了。
上述收入中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极为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邦政府的长期债款额占6％
以上。到1967年，尽管在正式的联邦预算中仍然存在着经常性的“赤字”，但联邦政府的长期债款额还是发展到占国民收入的32％
，自那时起，这种债务一直随财政赤字的持续与增长而上升。不过即使如此，目前它也只占国民收入的36％
。赤字比率下降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实际的经济的增长，但大部分还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了债务的实际价值的减少，这些债务所支付的实际利率事后被证明是一个负数。
这些收入来源的潜力已经被前面提及的那些金融市场的发展大大地销蚀了。市场压力使得政府很难再以过低的名义利率发行长期债券．出现的一个结果是，联邦政府债务的平均偿付期限已趋于缩短。战争状态下除外，通过意外的通货膨胀而将短期债务的利率转变成事后盾的负的实际利率，要比对长期债务如法炮制困难得多。而且无论是对短期债务还是对长期债务来说，在数十年历史性高水平且波动很大的道货膨胀之后，想在任何关键时间内产生任意幅度的、意外的通货膨胀，要比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困难得多，那时，公众的观念仍然反映着长时期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的影响。
在英国，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政府债券的采用，更直接地消除了政府可以从事后的负实际利率中获利的可能性。在美国，现今也存在要求财政部发行类似债券的压力。如果美国再经历一次高水平且波动幅度大的通货膨胀的话，则这些压力肯定会加强。
反之，如果我们经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长期价格水平的日子的话，资产拥有者将再次被假象所哄骗而认为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但这无疑不是今天的情况。
总之，作为一种政治选择，通货膨胀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如果投票的公民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则就目前看，建立一种可以使现行的不可兑现的纸币本位例外于费雪的结论的货币安排，在政治上将是有利的。
这只是一种愿望。要使费雪的结论成为过时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常常在一些短期压力下采取一些有着极为不利的长期后果的办法，今天的以色列就提供了明显的例证。以色列在某些条件下继续借助于通货膨胀，因为这些条件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可怜的收入来源——如果它本身并不消耗财富的话。
结论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上，即回到弗里德曼就为什么“人们很少将货币的安排权留给市场”所列出的充分理由的问题上来：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的实践历程与理论著述对之做出了哪些选择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1）点，即“纯粹的商品货币的资源耗费以及由此商品货币纯信用化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说明。现今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它今天仍然存在的原因在于：私人贮藏贵金属及金币、银币以对付他们所担忧的完全的信用货币所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进而言之，还增加了一种新的资源耗费，原因是纯粹的信用货币降低了价低水平的长期预测性。这种耗费是以期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为提供个人、商业企业及政府部分所需要的额外的套头交易所占用的资源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些新形式的资源耗费产生了在货币中重新引入商品因素的压力，以此作为降低货币体系的资源耗费的方法，那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倒退。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试图对第一次世界大政前货币体系的资源耗费与1971年以后的货币体系的资源耗费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学术研究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第（2）点，即“履行那些涉及到承诺支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合同以及防止与此相关的欺诈行为具有的特殊困难”仍然存在且反映突出。最近发生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及俄亥俄储蓄与贷款银行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政府在债券市场上众所周知的失败，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困难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它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的影响更为严重。此外，政府（纳税人）将保护存款持有者免遭损失已成为理所当然，而不论造成损失的原因是欺诈还是其它。通讯条件的改善及金融市场范围和结构的发展在一些方面增加了（在另一些方面减少了）履行契约和防止欺诈的困难程度，而这些必定使得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不介入状态更为困难。
第（3）点，即“纯粹的信用货币所具有的技术垄断特性使得对其数额作某些外在的限制成为必须”，已经被提出质疑。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对能兑换成某种商品的货币问题的说服力，远大于它对纯信用货币问题的说服力。我们仍然相信这样一种可能性有待于证明，即在不存在政府货币当局的作用下，私人发行者能（这一术语的两方面的意义）提供竞争性的、有效的和安全的信用货币。由此我们认为，这是以商品为基础的外生货币的消除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挑战。
第（4）点，即“货币的普遍性”及在货币发行方面“对那些非直接涉及到的部门的重要影响”还没有受到质疑。已经引起质疑且仍在激烈争论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设置能把那些来自第三者的种种影响缩到最小？我们能肯定的是：由于货币当局在实施稳定的、非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上的失败，使得私人金融中介机构也产生了同样的不稳定状态，因而，政府的介入直接地或间接地使事态更加恶化而不早趋于好转。迄今为止，在什么是合意的安排途径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更不必说通过某种政治运动来实施这一安排了。
我们自己的结论——同沃尔特·贝格霍特和维拉·史密斯的结论一样——是：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不过，我们也认为，在过去阻碍达到这种结果的那些力量今后会继续阻碍这种结果的实现。这些力量是促使还是阻碍货币体制的重大改变，将取决于未来数十年中货币领域的发展情况——而且，由于我们的冒险是在一个基本上未经开垦的货币领域里进行的，因而，它的状况会比平时更为扑溯迷离。
关于我们处在一个尚未开垦领域方面的认识上的失误，使私人货币和自由银行业问题的整个讨论笼罩在一种不切实际和似是而非的气氛之中。沃尔特·贝格霍特对之做了很好的表述：
我们对其基本功能依赖于单一银行的银行制度如此习惯，以致于我们几乎不能意识到别的银行制度的存在．但是合乎规律的制度——如果政府早让银行业自由发展的话，这种制度今天已经出现了——是一种由许多同等规模的银行或者就总体说并非全然不同的银行所组成的制度……
人们会立刻问我：你建议来一场革命吗？你是在建议放弃现行单一的储备体系而重新创立一种多元储备体系吗？我的回答很简明：我并不建议这样做，我知道这样做很幼稚……一种以英格兰银行为基础和支点而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信用系统现今已经存在，英国人以及外国人都暗暗地信任于它……如果某种灾难使这种信誉荡然无存，则必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信用系统取得同样的信任。如果某种奇迹使多元储备体系在伦巴第人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译注）出现，那它看来是荒诞怪异的，不会有人理解它，或者信任它。 信用是一种力量，它只可以成长，却无法构造 。
可以用“计算单位”或“外生货币”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