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金史-第2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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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硃云，今有秉文，硃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廪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於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赞曰：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而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兒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幼颖悟不凡，弱冠补太学生。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制策复优等，调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书。未几，调辽滨主簿。县有和籴粟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败则责偿于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罢之，民大悦。
泰和四年，调鄜州录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吴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蜀人守散关不下，金兵杀获甚众，璧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旨相戾乎？”主帅憾之，以璧招两当溃卒，璧即日率风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其家，军士则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璧以朝旨慰遣之。及还，主帅嘉其能，奏迁一官。五年，自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宗室承晖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转太学博士。至宁初，忽沙虎弑逆，遂去官。
宣宗南迁，璧时避兵东方，由单父渡河诣汴梁，时相奏复前职。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总领撒合问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士欲谋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于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驰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还奏之，璧责以大义，将士惭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
六月，改大理丞，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脏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数人，自是权贵侧目。
兴定四年，以宋人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诏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从命，乃率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萧条，绝无所资，宋人坚壁不战，乃无功而归。行省奏牙吾塔故违节制，诏璧佩金符鞫之。璧驰入牙吾塔军，夺其金符，易以他帅摄。牙吾塔入狱，兵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璧怒责牙吾塔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还奏，狱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请死，璧曰：“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拟以闻，时议壮之。
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奸赃，伯嘉与令有违，付令有司，释簿不问，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职。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人，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南渡，残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君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璧叹曰：“睢阳行阙，东籓重兵所宿，门廷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即具所拟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僚承望风旨，问璧何以处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议拟为驻跸之所，若失此则河南、陕西有脣亡之忧。以彼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竭民膏血为浚筑计，一旦有警乃遽焚荡而去，此而不诛，三尺法无用矣。”竟以无冤上之。
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进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归，又数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为人有干局，心所到则绝人远甚，故时人称其精神满腹。兴定五年登进士第，历咸阳簿，辟行台令史。正大初，夏使来请和，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时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定，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疋，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弊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寻辟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供亿甚繁，献甫处之常若有余，县民赖之以安。入为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行六部员外郎，守备之策时相倚任之。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难，年四十。
所著文章号《天倪集》，留汴京。献甫死，其家亦破，同年华阴王元礼购得之，传于世。
雷渊，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人。父思，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注《易》行于世。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