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经管其他电子书 > [成功]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

第8部分

[成功]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8部分

小说: [成功]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我不想放弃。   
  “成功4+1”之机遇   
  很多人说一个人的成功跟机遇有关。当然有关!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机遇,而有些人就得不到呢?有些人的机遇好像是老天特意空降到他头上的,这仅仅是运气的成分吗?每个人都需要机遇,我也是如此。如果我当年乖乖接受学校的安排,出国留学的机遇可能就永远地失去了,我也可能永远无法成为如今的我。   
  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机遇的不公平。其实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大学时每个人都差不多,而10年以后,人与人就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反思一下,难道每一个机遇都是公平的吗?当然不是,   
  机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根据我打听来的结果,教育部对出国名额的要求非常苛刻。研究生考试共6门课,要求每门及格,其中英语还必须在75分以上。这一年的英语考试非常难,后来教育部不得不把75分降到了70分,但即使这样,成绩达标的也还是寥寥无几。像北邮这样的学校,才只有5个学生合格,我考了78。5分,就已是全校第一名。照此推理,其他的学校,特别是那些不如北邮的大学,会不会有很多考生因为外语被刷掉,而空出了用不上的出国名额?如果把研究生关系转到还有出国名额的学校,出国的可能性是不是会重新出现?当我产生这个念头后,心情莫名地变好了,我似乎看见一线光亮从那扇已经关闭的门缝里透出来。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我找来北京市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所有招生手册,一页一页地翻看,寻找哪个学校有公派出国的名额。学校里的公用电话总是排着长队,我跑到实习的半导体所里,用那里的电话给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打电话。   
  “老师,你肯不肯把多余的名额让给我?”   
  接电话的人莫名其妙:“你捣什么乱啊?”   
  也有怒气冲冲的:“我们自己的学生都不够呢,哪里轮得到你?”   
  我面带微笑,声音诚恳,毫不气馁地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下去,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如果有是否被用掉。   
  如此打了三天电话。在第三天的下午3点钟,我终于从电话那头听到了梦想中的回答—“我们还有没用完的出国名额,你可以先来看看。”虽然对方依然是个中年男子,对方的口里主语依然是“我们”,但在此刻的我听来,这个声音多么宽厚美妙,足以令我终身难忘。   
  这位老师叫吴怀仙。这所学校是北京广播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业还不发达,作为中国广播电视教育最高学府的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远不及后来风光,和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当时我住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去北京广播学院要两个小时。第二天上午,我骑车来到北广研究生处,与吴老师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看你的成绩很好,你们北邮应该取你呀!”   
  “北邮当然取我。但是,我从小爱看电视爱听广播,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这项事业,我愿意放弃北邮,来到北广。”   
  “照你现在的说法,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怎么又跟出国有关?”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老实说你来有风险,如果教育部不批的话,你不能出国,就必须留在广播学院读书。可是北广没有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你只能取得研究生学历,得不到学位。”   
教育部门口站出留学机会(2)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   
  当然,我没有说实话,我的明确目的就是出国。不过我说的也是实话,为了这个目的,失去研究生学位的风险完全不算什么。   
  看起来,吴老师似乎被我感动了。他说需要一点时间和校方研究。过了几天,他通知我,北京广播学院愿意把我推荐给教育部。门缝里的那线光亮开始扩大了。   
  弱势群体与迂回前进   
  通过努力,我把一个在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机会,渐渐地变成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机会。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和当时的我一样,都属于弱势群体。当碰到类似的人生壁垒时,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人生会遇到很多壁垒,如果躲避它们,你可能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机会。   
  其实弱势并不意味着就得退让,就得放弃!如果选择退让和放弃,那么机会肯定也随之离你远去。选择直接的冲撞?结果一定是头破血流,失败而归。这时到底如何是好?要知道,机会有三种:第一种是别人给的,第二种是争取的,第三种是运作出来的。   
  迂回前进是运作机会的最佳方式之一,对于处在弱势态势下的人来说尤其有效。   
  改变性格   
  我过去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和我的性格有关。大学时期,老师和同学其实并不喜欢我,因为那时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年轻、高傲,以至于后来申请出国的事都受到了排挤。   
  性格能改变吗?很多人说不能。可是我认为,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但性格是一定能改变的,大学时期的你一定要尝试改变性格。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个“小社会”。从跨进校门时,每个人就应该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如果你连自己的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和成功的距离就非常遥远了。   
  一个人如果连性格都不想改变,就不要奢谈成功。   
  当我给各所大学打电话时,我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身上从大三以后开始发生的性格变化。我第一次发自肺腑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转志愿的时候,以我第一名的成绩,学校一般是不允许的。我找到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徐大雄老师,和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徐老师比较同情我,主动去找研究处的老师,帮我开了绿灯。虽然他只是一句话,却帮了我很大的忙。2008年6月5日是他的八十大寿,北邮为他办生日宴会,我去作了演讲,并为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一点报答和涌泉相去甚远,只是表达对老师的一份感恩之心。   
  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阶段什么都没学到(如同我大学前三年那样),只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性格变好。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性格是一种习惯,只要坚持改,就一定能改变。   
  很久之后,当我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格外珍惜对这份权力的使用。很多经我之手被面试的年轻人都知道,只要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绝不会吝惜。我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我就是那个站在门后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是多么希望为他们将那扇门多打开一些,让他们安然进到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眼下,我还得自己去推我那扇门。从时间上来说,出国审批的期限已过,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拿着北广开具的介绍信,来到教育部出国司。一位姓李的副司长一边看着介绍信,一边听我用战战兢兢的声调讲述事情的原委。听完后他把介绍信扔进抽屉里,让我回学校去等消息。等了几天,当然不会有任何消息。我再一次跑了去,李司长说审批工作早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你回家吧,他说。   
  我该怎么办?从教育部骑车回住处的路上,我止不住地胡思乱想。给邓小平写信,还是去教育部静坐?一个个荒谬又可笑的念头,像路旁的电线杆子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门路……那我还有什么?时间。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每日准时到教育部去上班。8点上班我7点半就到了教育部门口,看见李司长走来,我就说:“李司长,早上好!”到了中午吃饭的光景,我还在门口等着,我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了?”李司长吃好饭回来,我又说:“您吃好饭了?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下班的时候,看见李司长出来,我又说:“您下班了?走好。”   
  到了第四天早上,李司长终于对我开口说话了:“你是谁?为什么天天来叫我的名字?”我急忙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没有被他批准出国的学生。他说:“哦,知道了。”中午他出来吃完饭回办公室,我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跟他打招呼。他让我去他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各方面不错。不过时间晚了。但你可以去广播学院邮电学院补一些资料,补来后我们再考虑是否给你出国名额。”   
  我立刻回去将该要的资料都拿来了。我知道李司长需要的不是这些资料,我已经可以出国了。果然,我很快就从北广研究生处接到了教育部转来的出国审批成功的通知。在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我甚至愿意去教育部门口再站4天。   
  感动无价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无论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将感动表现出来。一个天天陪他上班的人,他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绝不是给他多少钱能做到的。当别的办法行不通时,感动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   
  感动是零成本的,它的效果却是无价的。   
  执著的力量   
  对一个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份事业,一定要执著。如果当时我没有得到去国外留学的这个机会,也许我的职业生涯就完全改变了。当然,如果你想做神舟飞船的航天员,天天去站国防科工委门口,就会有机会吗?别站,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我说的是:   
  对那些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机会,最简单的方法是学“唐骏模式”—站在那里就好。人们一定会被这种执著感化的。   
  2001年9月,当我已是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时,有一次在长春国际教育展上,我又偶遇了李司长。这时的他已是教育部的副部级巡视员。尽管已经过去17年,但我在人群中依然一眼认出了他。我走上前去,和他愉快地聊起天来。我向他提起当年为出国站在教育部门口陪他上班的事。   
  “您还记得那个学生吗?”我问。   
  李司长说:“记得记得。不过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去哪里了。”   
  他还颇有些惊讶地问我,是否是当年那个学生的同学。显然,李司长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   
来自新干线列车员的震撼(1)   
  1985年10月15日,我凌晨4点就起了床。   
  我23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临。我即将赴日本著名的名古屋大学留学。   
  小兰、我哥哥和他的女友一起来送我。我们坐上大客车去首都机场。周围100位将和我一起公派赴日留学的学生,以及前来送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兴奋与激动。所有留学生都穿着几乎同样颜色的新西服,行李箱的款式也非常相似,连笑容都相差无几。那情形既有些滑稽,又让人感动得想哭。   
  1984年春天,通过在教育部门口的“站岗”,我终于拿到了赴日公派留学的资格。随后,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所有当年的赴日留学生来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强化训练。老师都是日本人,完全按日本的魔鬼式教育法进行授课。一年中,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是学习时间。一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一天要背200个日语单词,不能间断。这样的学习异常艰苦,但效果甚佳。刚去时我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一年后已经能听懂老师用日语上课。听、说、读、写,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此之前,除了来自电视电影中的一星半点信息,我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报刊阅览室里,可以看到大量最新的日文报纸。和很多同学一样,我最爱看报纸上的广告。那些广告里反映出的日本商业文化之繁荣,不免让我这样的中国学生目眩神迷。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家用电器的广告。当时中国家庭流行“四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洗衣机。彩电首当其冲,是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在中国,要买到一台上档次的彩电,大约要花4000元,按我父亲每月62元的工资计算,不吃不喝攒上6年时间才买得起。甚至光有钱还不行,还得四处托关系先搞到一张彩电准购证。而在日本,同样的一台彩电,只需花我两个月的奖学金。落差之大,让人咋舌。心中难免因此对日本有了一种别样的憧憬。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