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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看谁在线 作者:向楠-第32部分

小说: 看谁在线 作者:向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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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同学们是好意地用这封信把我给骗回来的。后来,我他妈真因为这事儿“陷”了,罪名是“企图逃往国外”。
忘不掉的历史(3)
  这次回来后,我又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去了,北京图书馆那时开放过一段时间。我跟食指也就是那时认识的。你那天看到他应该感觉到他的性格了,他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世界里只有诗歌。那会儿我们俩天天坐一块儿侃诗。他的《相信未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理想主义的人。
  1969年4月份,我和食指分别插队去了,他去了山西,我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与阿城、孙立凡———他是章乃器的儿子,等10多人一起去的。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很苦闷,每天一块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了解外边世界的信息。然后在日记里“发表”一些不满言论。后来,我的一个熟人在北京被抓住,搜出了我写的诗和日记,他交代了我们这帮人的罪行,结果我们全被托出来了。罪证是:听敌台,发表攻击江青和毛泽东的言论。所以,我们被视作“反革命集团”,抓了13个,判了9个,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我是最后落网的,因为我听说这事儿后,抢在抓我的人之前先逃了,在外流亡半年。我不敢跑回北京,就去找了在山西插队的我的同学郑少平和李伟。这两个人现在一个在澳大利亚,一个在北京临终关怀医院做院长。他们护送我跑到了河南,在那儿有他们的亲戚。但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不保险,我就再去找在山西大同插队的李伟。路上,因为我老看书,引起了别人注意。记得那天,当我在候车室里一边看一本小说《神秘岛》,一边等着发车时,突然过来几个人问我:“你哪儿的?北京的吧?跟我走。”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抓走了。这几人都是戴红袖章的。我问:“我犯什么错了你们抓我?”他们说:“你们北京学生没一个好玩意儿!抓你就不委屈你。”他们说我是盲流,要给我送回北京。我说我不是北京的,我是通辽的。他们不信,说查查再说吧,就给我送到了山西大同的马雁农场,让我在那儿干活,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放出来。我当时还有点庆幸,心想反正只要不给我送回北京怎么都行。
  我在那儿被关了1个多月之后,我心想,这关到哪天算一站啊?一个晚上,我乘无人注意的时候跑了,没想到同屋的一个盲流哑巴看见我跑出去就叫唤起来。门口两个拿着长矛的看守,迷迷瞪瞪一听有人逃跑就追了过来。我刚好要翻墙时,他们从背后给了我一长矛,扎在我屁股上。我带着伤从墙上翻过去,从大同的御河游到对岸,扒火车到了太原。当时在太原、泰谷、祈县、介休、张兰一带都有北京的学生插队,我就到处住。前后待了小两个月。伤养好后我回到了太原,找到了我的朋友,他是当时山西省剧协主席张万一的儿子,叫张晓杰。我在那儿住到第三天晚上,还是被人发现了。太原市公安局跟北京市公安局去了三四个人,夜里把我给铐走了,坐火车押回北京。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出来,一晃就是10年。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三反一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人”,判刑8年。关到第二年时,因为我逃到香港的事情被人给揭发了,又给我加刑5年。到1979年12月份平反出来时,我蹲了9年9个月零16天的监狱。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点不明白。我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无非就是写点诗,发一些不满情绪。什么逃往国外,其实是我这人比较浪漫,喜欢胡思乱想,从小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无非是想跑到国外去看看埃及金字塔,看看撒哈拉沙漠,看看巴黎圣母院。我根本不可能想给台湾的国民党当特务,也没想逃到美国当间谍去。
  在我被单身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自杀过2次:1次绝食,1次触电。那时我绝对绝望了。在一间3平方米的小号里,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在里边整整待了28个月啊。我写过一篇《单身牢房的日子》,8万多字,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段生活。我是戴着铐子被关着,四面都是水泥墙。待到第四天我就受不了了,就想触电自杀,一看电没打死我,还得活着。那种环境,人没点意志力,绝对得他妈的疯喽!第二次我绝食11顿,5天半。我是为了跟他们要书看,因为我有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全是当时合法的书籍,我要改变这种非人待遇。那个3平方米的监狱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真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枪炮的一个人战争。我要面对那个专案组,必须要使用策略。他们让我认罪,我不认,他们就逼着我承认。一共打了我几十次,打得我遍体鳞伤。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用板凳腿打、皮带抽,用脚踢。我戴着铐子,踢得我满地滚。我想他们最好把我打晕,那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怕打,而是希望你打我,打晕了得了,就没有知觉了。
  所以在党和政府给我平反出狱后,从没觉得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什么都无所谓,再难能难过监狱里边吗?
  我的被捕入狱,不仅断送了我个人的青春,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我到今天也忘不了,1971年3月18号那天,当我在先农坛体育场宣判大会上,被警察揪住头发宣布“罪行”时,我抬头从人群中看到了母亲那双心痛又无助的眼睛。那目光在很多年里一直像一把剑一样刺着我的心。
  为了不连累家人,在我进去后,就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但是4年后,母亲还是辗转打听到我的下落,到关押我的监狱来看我。那天,我发现母亲的脚上只有一只鞋。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时人多,在永定门车站被踩丢了一只鞋,下车后她是穿着一只鞋走完到监狱这段路程的。
忘不掉的历史(4)
  那天,我爬到母亲身边,抱着她青肿的脚放声痛哭。那是在我将近10年的监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痛哭。
  在那场空前的运动中,我的大哥卷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去了东北,我的两个弟弟插队到了陕北。而我被关在监狱里命运未卜,可以想像我父母亲是如何在为儿女们的提心吊胆中过着艰难岁月的。
  10年后,当我从监狱中出来找到我几经迁徙的家时,父母已经是风烛残年。不久我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也因患了老年痴呆症,不认得她朝思暮想的儿子了。
  嗨!说这些太他妈沉重了!
  你看我满脸的沧桑,其实都是那时留下的,我的故事全写在脸上呢,但我不后悔,监狱生活给我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磨练我的意志,我在那里也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发在网上,叫《卧虎藏龙在一监》,就是写我那帮难友的,那都是我的老师,全是些很有才华的人。王学泰,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那是个老夫子,无所不通啊,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简直太深了;李少白,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职业摄影家;邢长春,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学阀,一部《资本论》你甭跟他盘道,他几乎是倒背如流。我在监狱里边真是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被抓进监狱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我在监狱里边成熟起来。监狱成了我的一个大课堂,所以我一点不觉得住这监狱有多么冤枉。那时我让家里人给我送了好多书,每天读书。包括《毛泽东选集》4卷,《列宁选集》、《资本论》、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尤其是我发配到团河农场后,那里的管教大多都没什么文化,所以好多书也给蒙混着带进去了。像杨荣国、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的4卷《中国通史》我读了无数遍。到最后出来时,我身边还存了70多本书。
  我是1979年12月24号平反出狱的。我的监狱生活随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而画上了句号。
  出狱后,民政部给我补助了733块钱,叫做“一次性补偿”。我也为此写过一篇东西发在网上了,是《离开监狱那一天》。
  当时分配我去广渠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宏志中学当老师,但是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老师。于是,我姐姐问我想去哪儿工作,我说我的条件不高,只要能挣50块钱,够我吃饭买书就行。那时50块钱也算不少啦。姐姐帮我选了个街道单位———西直门汽车靠垫厂,每月拿50块钱,但是要干很多活,天天装“212”吉普车棚子。第一个月拿到50块钱的时候,我真高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工资。
  尽管那时候也挺惨的,天天就是干活吃饭,每天累得贼死,但我还是以看书为主要生活,我从里边出来后觉得好多书读得不系统,比如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书。我在里边曾读过3套文学史,回来接着读。我还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13门功课统统过了。那时,别人都说我是疯子,每天走路都看书,背英语单词,背诗,可那是我多少年的习惯啊。人家说我这人“另类”,可我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在里边什么苦我没吃过?干活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后来我当了车间主任,算是升官啦。我这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就是街道工厂的车间主任,工资待遇长到70多块钱。
  我离开工厂也纯属偶然。大概是1982年,有一次我到安阳去开订货会,带着我们的产品到那儿去摆地摊。当时是11月份,天气已经开始冷了。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没事儿干,一个人跑到走廊里背莱蒙托夫的诗。10点多钟时,过来一个人跟我聊天。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书,就开始跟我侃。我俩从文学谈到历史,越侃越来劲,时间也忘记了。最后一看表已经是夜里三四点,天都快亮了,可我还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他问我:“跟你聊这一宿,怎么也不问问我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这人不喜欢刨根问底的,咱们俩聊得挺好,这不就行了吗?明天拜拜,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笑了,说:“你这人呐,还挺有性格。我愿意交你这么一个朋友。我就是来订货的厂家。白天一屋子人等着我来订货呢。”他又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明年2月份我要出一批新座椅,因为北京要推出一批招手停的面包车。”我问他“招手停”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小公共。我说:“行,找我吧,反正我是干这个的行家里手。”
  从外地回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谁知道过了春节那人真找我来了,说他的新产品要立刻上马,问我们工厂能不能接受。他们一个月要150多套座椅呢,这量太大了。我说干脆自己建个工厂得了。他同意。我就去找了乡镇企业,跟他们大队书记一拍即合。我做他们的供销科长兼副厂长。我一年能挣到十几万块钱。所以,应该说我是最早下海的一拨人,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了点财。
  我干了3年,挣了几十万。这时我的朋友李少白来找我了,说:“你老他妈的挣钱,还做不做文化啊?”他说他们正准备创办《桥》杂志,让我跟他办杂志,这当然正合我意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肯定能考上北大中文系,肯定早成为一个文化人了。所以我就扔了买卖,跟他到《桥》杂志社了。我在《桥》杂志共做了8年,直到那个杂志后来被停刊。我们俩又搞过一个公司,叫“紫禁城文化发展公司”。
忘不掉的历史(5)
  虽然在文化圈儿里我也混了这么多年,但我的强项其实不是写字;而是策划大型活动。前些年;我先后策划组织过的活动有《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昨日将军今日情》、《香港的历史与发展》、《中国足球百年回顾展》等大型摄影图片展览,在当时产生过影响。
  那些年,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商海里,再或者是进入文化圈子,总之,不管我干什么职业,“文化大革命”中10年的监狱生涯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我知道我应该把它们写下来。再不写的话,不要说别人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扔到脑后去,就连我自己也都快要忘记了。
  我在监狱中一直坚持写日记,有人问,监狱里能写日记?的确,为了能写点东西,我费了不少心思,用草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的字非常潦草,除了我自己没人能认识。当我突然被宣布平反出来时,带出了20多万字的日记,还有我被单身关押时,戴着手铐在书里记下的书评。所以,我后来其他事情都不做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3年文章,一共写了160多万字。像《械斗》、《魂断北京城》、《越过国境线》、《西去的列车》、《泪洒珠江》、《单身牢房的日子》、《我的狱中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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