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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风雪定陵-第33部分

小说: 风雪定陵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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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议》的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神秘气氛。

  这部署名为郑福成的册子,显然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册子中称: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日后必将更立云云。而至于署名,一望而知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皇帝的隐语,万历自然又怒,将《读忧危竑议》作为“妖书”,责成刑部即速查办,不得轻饶。

  刑部按到谕旨,未敢怠惰,立即着手稽查。但案情纠葛,非朝夕之事。在万历一连撤处了三名刑部大员依然没能水落石出之后,转而交付锦衣卫办理。

  锦衣卫自然不辨究里,胡乱抓了一个叫皦生光的人,屈打成招,尔后处以极刑,才算了事。

  这一切事情都使得万历深感疲惫与愁烦,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指责。他既无力回天又没处可藏,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消极无为。

  于是,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坐在龙椅上以酣然入睡的架势面对现实与臣民。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更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这种消极无为的后果,不仅导致文官集团更加涣散无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为大明帝国的毁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从表面上看,朝廷中各种法定的礼仪仍是照常进行,但皇帝已经不再上朝理政了。

  尽管臣僚们的奏章不断向他送来,但他已懒得批阅,甚至连一些高级职位长期空缺,他也不派人替补,并决定以这种方式对付臣僚。

  当时朝廷内阁有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三名阁臣,由于各自的原因很难继位。经过奏请又补进沈一贯、陈于陛二人。随后王锡爵去职、赵志皋告病,张位因得罪皇帝而罢职闲居。再之后,陈于陛又因病归天。这样一来,堂堂内阁仅剩沈一贯一人了。偌大的帝国朝廷,每日军政要务须待处理的少说也有数百件之多,繁忙如此,沈一贯一人当然无法胜任。为此,沈一贯频频上疏恳请补进阁臣,却始终不见下文,这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沈一贯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寓所,仍未见到补替人员。但紧急公务仍无法推脱,沈一贯只好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操办。内阁府由此再无一人主持政务,只好关上大门,中国皇朝的内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上了大锁。

  沈一贯一共在阁12年,而独掌阁务竟达7年之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12年当中,作为一个帝国首辅,只见过万历皇帝两次面。万历30年(公元1602年)七月,经过沈一贯一再苦请,万历才点用朱赓和沈鲤入阁。阁臣总算有了三人。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沈一贯和沈鲤同时去职,阁臣又只剩下朱赓一人。朱赓所上有关军民利病的谏言,却“十不下一”,为此,常常遭到御史和科臣们的嫉讽。朱赓上不能劝说皇帝,下不能取信于诸臣,万般无奈,只得在家称病不出,其结果是阁门再次关闭。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十一月,74岁的朱赓忧愤成疾,耗死任上。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作为帝国阁臣六年,首辅两年,竟没见过皇帝一面。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五月,皇帝谕命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入阁,另因王锡爵有声望,于同年也被再度召回,并冠以首辅职衔。王锡爵虽名为首辅,但尚未赴任,就在家死去,时年77岁。于慎行虽然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但已身患重病,七个月后便死于家中。同时入阁的李廷机赴任不久,即遭到给事中、御史十数人的参劾。迫于形势,只得明哲保身,躲在寓所里坚卧不出,后来索性跑到郊外一座荒庙中居住,并上疏皇帝辞去阁臣职务,三上奏疏才恩准致仕。名义上枚卜了四名阁臣,实际赴任理事的,却只有叶向高一人了。

  叶向高为了枚卜阁臣,先后上疏一百余本,均不被理睬。此时的中枢机构长期缺员,党势渐丰,国力大渐。叶向高身为阁臣,却大事不敢做主,小事不能措处,欲干不能,欲退不允,孤苦伶仃,只好徒充其位,但是一切罪名,却全得由他承担。“大抵格而不用,惟有不行者,尽罪于臣。”又说,“臣孤身暮年,东撑西持,力竭心枯,泪尽而致以血。”即是这样哀情,也仍然打不动万历皇帝的铁石心肠。为了尽早摆脱困境,以免不测,他连连上疏:“臣自受事以来,未能荐一贤、行一事、挽回一弊政、消弭一衅端。碌碌浮沉贻忧宗社已六年矣!”这样延耗七年之久,直到他称病不出,内阁闭门,才令其致仕。

  在叶向高去任之前,经过他的苦请,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九月令方从哲、吴道南二人入阁。但四年之后吴道南去职,内阁又只剩下方从哲一人独掌,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为止。

  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使首辅和阁臣均无实权。又因万历不放权与内阁,致使“百事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由于部、府等衙门所上的对本部本府有利的题本屡上不下,上疏催请,又杳无音信,请内阁代催更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衙门便瞒着皇帝和内阁自做主张、擅自办理,即使内阁有所察觉提出意见,甚至劝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内阁不能给部府作主,已经失去威信,只好任其肆意行动。这样一来,万历皇帝虽然表面至高无上统揽帝国,但对于部府有利的实际大权,反被各取所需下移滥用。更不可思议的是,皇位继承问题早已解决,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问题又沸腾起来,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许多臣僚都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之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又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派之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始于微不足道的衅■,致使举朝上下人人自危,人人出击,“闻言而杜门,言已而视事。递出递入如登场之傀儡,凭人提算。”

  而事实上,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皇帝不尽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牛、龙、狗、羊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常进行,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是由原来的以德才为标准改用抽签的方法选用和决定,决定的因素不是德才,而是一根竹签,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而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这时的帝国的航船已经全凭自身的惯性向前飘摇行进,它的沉没已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走向沉沦

  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人们用八个字为之盖棺论定:“酒色财气,四病俱全。”

  万历的贪酒,大约起于15岁时。为此,首辅张居正曾专门为他讲过《酒诰篇》,诚恳地告诫他宴饮过多,会荒废政务、损害身体,身为一国之君,应以宗礼为重,尽力戒酒。处于无聊苦闷之中的万历虽然当面称是,但背后却依然放纵不休。虽然后来发生了酗酒杀人的事件,受到李太后的严厉斥责并令其写出“罪己诏”向天下谢罪,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恶习不仅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这一点,从御史冯从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证:“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后来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就此事多次谏止,但万历却以太监、宫女对上不敬,违犯宫规为自己开脱。

  万历广选上千淑女,且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的恩爱如漆似胶,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万历的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便足以说明。在辅臣屡屡催请,他无计可施时,便发出这样的谕旨:“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到春冬季节再传谕旨:“联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疲软。”如果说他的“足心疼痛”确因“感受湿毒”而致,那么“头目眩晕”则正是酒色过度、精气亏损的症状。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儁上疏条陈时政十事。其中谈到“人欲宜防”,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明神宗力以美女、酗酒为戒。万历览后大怒,谕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阳门外水深三尺,他心里惊惧,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将范儁革职为民永远不入场起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祠祭司主事芦洪春,也上疏规谏万历酒色,其中谈到,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来,连日免朝,前日又下诏说头晕体虚,暂罢朝讲。芦洪春就此感叹说,夫!疾莫甚于虚。陛下人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但不宜有却而有之,这样做,必然要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此惰朝废典,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又说,陛下以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万历览后怒极,命重杖六十、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久,芦洪春便因愤郁而死。万历十年(1582年)冯保失败以后,由太监张鲸掌握东厂,因为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引起满朝公愤。其中御史何出光,曾劾张鲸犯有八条死罪,并连及其党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万历览奏以后命将邢尚智论死、刘守有除名。而对张鲸却不予究问。为什么对首恶者不问?据说,一则因为当初张鲸奉皇帝密旨劾冯保有功;二则当群臣参劾张鲸以后,张鲸曾出重金贿赂万历。这样,因张鲸“有功”,皇帝气短,所以未加究问。此事泄露,被阁部大臣们获知以后,极为气愤,便密嘱御史马象乾再劾张鲸。因为言辞尖刻、切直,所以引起万历大怒。谕令将有乾下镇抚司狱“打着问”。因为马象乾参疏系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阁臣密嘱所致,所以三人便死力相救,“愿与象乾同受刑拷”。这样,才使马象乾得免。但没过几天,又有给事中李沂再劾张鲸。他索性将张鲸用金宝重贿皇帝的丑闻,也全盘给揭了出来。这一下可触犯了万历的疼处,使他十分难堪,因而异常狂怒地说:“李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联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命将李沂下镇抚司狱,杖责六十,接着又将李沂革职为民永废不用。

  针对皇帝的“四病”(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连进了大胆、恳切、尖锐的谏言。大意是: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最后又说:“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既然药石不能医治,所以雒于仁特进“四箴”,陈请皇帝自行根治。万历览奏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渝令重处。但是由于雒于仁所上的谏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经过申时行等阁部大臣的奋力论救才未受到重刑,但还是被罢官为民。雒于仁虽然为此而丢官,但他所讲的“四病”,不仅紧紧地缠绕了万历的一生,且因此而加速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一直到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为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内,万历不仅不视朝、不祭天、不拜祖,就连大臣们所上的奏章都懒于过目,更谈不到亲自批阅。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雨成灾,黄河暴涨改道,向南夺淮入海。所过之处,积水丈余。漕河被毁,祖陵(泗州、凤阳)被淹,千里之内尽成汪洋,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又由于漕运不通粮船受阻,使京师、边镇严重缺粮,情况万分火急。为了及时排除灾害,大学士沈一贯详细陈明利害,恳请皇帝先发内帑进行救济,并尽快点用治河大臣,立即进行治理。情况虽然万分紧急,但万历却对所上奏章连看都没看。因为没有皇帝的谕旨,事情又十分重大,没人敢于用“讲旨”的办法去冒险,只得搁而不办。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京郊地区连降大雨,经月不停。致使京师内外商民房屋倒塌数千间,压死民众数百人,长陵陵碑也被雷火击碎。又因四月以来,天气闷热,连日阴霾,天寿山陵区的数万株松树枝叶全被害虫吃光。这在当时,是上天“惩戒”的不祥之兆,本应引起万历皇帝的“惕然惊惧”。但是由于呈报的题本他依然未看,所以毫无反应。为此,部院大臣除继续联名上疏强烈陈请外,又到文华门外集体跪请,想以此引起皇帝的警觉与重视。但万历皇帝根本就没有起床。臣僚们白白在门外跪请了一个上午,中午万历起床以后,服侍太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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