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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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田而税”①——这一改革是适应齐国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制定的。当时齐国的井田制在破坏，公田荒芜，私人开垦的田地增多，但却不登记，不纳税。“案田而税”就是不分公田（井田）还是私田（开荒田）一律按田地的好坏或产量高低征税。这样不仅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承认了开荒私田的合法性，稳定了社会秩序。当然也实际削弱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放弃了井田制，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2。“寓兵于农”——就是把农业人口的编制与军队编制统一起来。齐划都城及其附近为二十一乡；商工六乡，士农十五乡。此十五乡每乡二千户，每户出卒一人，共二千人。五乡出士卒一万人，为一军。士农十五乡组成三军，每年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这个办法加强齐国的军事力量。3。士农工商专业分居——专业即“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①而且按职业分别居住。这样既保证了社会生产需要，也避免了人们因谋职业生活而使社会动荡不安。齐国改革之后，国势日强，奉行“尊王攘夷”政策。这时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稍后，狄人又连侵邢（今河北邢台）、卫（今河南滑县东），齐桓公又救邢、卫。齐桓公救患扶危的行为，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就在此时，南方的楚国不断北侵，威胁中原。公元前650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河南郾城县东南），双方互不退让。后齐、楚在召陵（郾城县东）订立盟约，双方撤兵，史称“召陵之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构成的威胁，因之进一步得到中原诸侯们的拥护。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②还规定同盟诸国不要乱筑河堤，“以邻为豁”；不要囤积粮食，使受灾之国买不到粮；不要擅以田邑封给别人而不报告天子。③这次会盟史称“葵丘之会”。齐桓公为盟主，就是霸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史称“齐桓公始霸”。晋文公称霸 晋是周成王之弟虞的封国。初封于唐（今山西翼城西），后以境内有晋水，改称晋。春秋前期，国势发展。晋献公时，迁都于绛（今翼城东南）。兼并了数十个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死，文公重耳继位，对政治、经济进行了一些改革，国势更强大。这时齐桓公已死，齐国转弱，楚国又不断北侵。公元前632年，楚北上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北进锋芒，在未战之前，主动退军“三舍”。①至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等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参加会盟的有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②史称“践土之盟”。晋文公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楚庄王问鼎 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逐渐强大，兼并了附近许多小国。楚庄王（前613——前591年）时，孙叔敖为宰，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大小轻重”。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③前598年，楚围郑，晋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bì闭，今河南郑州市东），晋军大败。史称“邲之战”。前594年，楚又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死，楚势渐弱。吴、越争霸 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吴属荆蛮，都于吴（今江苏苏州）；越属越族，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晋曾联吴以制楚，吴的国力也日益强大。公元前506年，吴王阖庐用楚亡臣伍员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这时楚得到秦的救援，越国又乘虚攻吴的都城，吴被迫撤兵。阖庐死，子夫差继位，于前494年伐越，败越于夫椒（fú jiāo孚郊，今江苏吴县太湖洞庭西山），围越王勾践于会稽。勾践求和，请为属国。前487年，吴筑邗城（今江苏扬州）于江北，又开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兵，大败齐兵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前482年，又与晋、鲁的国君及周天子的代表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因当时越王勾践又进攻吴国，夫差让霸主与晋定公而回师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再伐吴，夫差战败自杀，吴亡。勾践灭吴后，成为江、淮下游最强大的国家。他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成为霸主。后为楚所灭。秦霸西戎 秦国原是活动在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以岐为中心，势力逐渐发展。至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大约这时，秦的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秦穆公（前659——前621年）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整顿内政，奖励生产，国家逐渐富强，疆土向东扩展，与晋国相接。公元前645年，秦伐晋，大破晋军于韩原（今山西芮城），生俘晋惠公。前627年，秦又袭郑，在回军至殽（xiáo淆，今河南洛宁西北）时，遭晋军截击，秦军的三个将军被俘，全军覆没。史称“殽之战”。此后，秦、晋屡有战争，互有胜负。但秦国为晋所阻，不得向东发展，就向西戎地区发展。《史记·秦本纪》曰：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弭（mǐ米）兵之会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激烈，江、河流域所有的大小诸侯国几乎都卷入战争，兵连祸结，没有宁日。中原各国所受战争的灾害最为严重。郑国在七、八十年中，遭受战祸七十多次，宋国遭受战祸四十多次。楚不断围宋、围郑，许多小国也受灾害。既要从楚，又要从晋，只有“牺牲玉帛，待于二竟（境）。”①因此，小国普遍厌战。晋、楚两个大国势均力敌，疲于攻战，也各想暂时休战。“弭兵”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弭兵”运动是由经常处于四战状态的宋国发起的，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向晋、楚两大国提出倡议，双方勉强响应，各派代表会于宋，订立盟约。可是才过三年，楚国首先撕毁盟约，北侵郑、卫。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楚大败。第二次“弭兵”运动是由宋大夫向戌倡议的。当时晋国的六卿（赵、韩、魏、知、中行②、范）之间，争权激烈，无暇外顾。楚又东面受制于吴，不敢北进。其他小国多有内争，自顾不暇。所以这次“弭兵之议”提出，很快得到各大小诸侯的响应。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宋、郑、卫、曹、许、陈、蔡、邾、滕共十四诸侯会于宋，共尊晋、楚两大诸侯国为盟主；又齐、秦两国较大，商定不作为从属国看待；其他原从属于晋、楚的较小诸侯国今后要互朝晋、楚两大国，并承担晋、楚两国给予的义务。向戌“弭兵”之会是在晋、楚两大国势力均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次会盟之后，晋、楚之间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也很少。这种形势对恢复、发展各国的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 二、领主经济解体 地主经济萌芽：封建领主经济的特点已如上述。封建地主经济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以地主与农民结合成租佃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剥削制度。在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下还存在大量的自耕农。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萌芽，其主要内容就是以井田制形式经营的土地国有制瓦解，土地私有制萌芽、产生。铁器和牛耕出现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铁器和牛耕的出现。我国铸造铁器大约开始于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至春秋中期以后，使用铁器的情况已很多。《国语·齐语》曰：“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锄）夷斤（zhú竹），试诸壤土。”①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江西九江、江苏六合、河南洛阳等地，都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铁农具。不过这些铁农具只有锸、铲、刀等，还有一些手工工具，没有铁犁。这时已有牛耕是肯定的。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都是有牛耕的证明。当时所用的犁当是木犁。这种木犁是用青铜或铁工具制作的，坚固适用，再配以耕牛为动力，可产生巨大的生产效果。铁器牛耕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深耕除草，并为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提供了有力条件。如郑国人说他们开发今河南新郑一带，“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diào掉）而共处之。”①姜戎人开发今山西东南部，“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②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楚国的芍陂（què bèi 却碑，在今安徽寿县南），“陂径百里，灌田万顷。”③还有吴国的邗（hàn汗）沟，南起邗城（今江苏扬州），北至末口（今淮安北），全长一百五十公里，沟通了长江和淮水，是我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对于沿岸农田的灌溉与排水，对于江、淮两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 春秋时期，周天子对土地的控制力已几乎完全丧失。诸侯们对他们封国内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对于人民的占有权也是这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原则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新的原则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④这一原则的改变，是土地国有制破坏的标志。从此，天子不能控制“天下”的土地，诸侯也不能控封国内的土地，贵族们也无力经营管理他们所分到的井田。有权有势的人，强占田地为己有，不少农奴逃跑，到边远地区开荒耕种。《诗·齐风 ·甫田》曰：“无田（同“佃”）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公田，“骄骄”、“桀桀”是野草茂盛之象。《汉书·食货志》（上）曰：“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至此，井田制在迅速破坏。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和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井田制尚未瓦解的情况下，私有土地的来源有如下四条主要途径：1。赐田转向私有——周天子或诸侯赐田，不一定赐给封君。也就是不一定是“授民授疆土”，由于土地所有可以和政治统治分开，就出现了纯经济利益性的赏赐。如赵简子赐给名医扁鹊“田四万亩”①，赵烈侯赐给两位歌唱家田“人万亩”②，这些赐田都转向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2。贵族之间通过转让关系，将部分土地转向私有。——这种情况在西周时已经出现，春秋时期更有发展。3。贵族之间互相劫夺土地，据为己有——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劫夺土地的情况是严重的。诸侯、卿大夫、嬖（bí敝）臣，小吏都参加了这种劫夺斗争。甚至还发生了晋大夫郤（xì戏）至与周简王争田之事，双方相持不下，请晋侯评理。有些人将他人杀掉，以霸占其土地。这类田地中的主要部分为井田。4。开荒地据为己有——当时由于已有了铁器，青铜工具也很锐利，所以开垦荒地者很多，其中有中小贵族领主，也有逃亡的农奴和平民。开荒地一般不向国家登记，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通过各种途径转化而来的私有土地急剧增加。至春秋后期，终于出现了土地的买卖关系。土地买卖是土地的抵押、典当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土地私有权确立的标志。当时，私有土地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民自种，这样的农民就是自耕农；二是地主出租土地给佃农耕种，以收取实物地租，③这是一种新的租佃关系，是封建地主经济的萌芽。初税亩 私田一开始，不向国家纳税。私田越多，不纳税的田地越多，拥有大量私田人越富。可是公家（诸侯），却由于公田的歉收或荒芜，经济日益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