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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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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剪影(三)第20节 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3)

    纪念崇祯,凭吊孝陵。这是复明人士政治态度的表现。兴化人李洪储出家为僧,支持江浙人民武装抗清,1651年被捕,获救出狱,不忘故君,每逢三月十九日崇祯殉社稷的日子焚香礼拜,以示纪念。他这样做了28年,直至亡故(《国朝先正事略·李洪储》)。前面提到的李清也是每遇崇祯忌日设牌位哭祭。金陵王元倬每年三月十九日与林茂之等六人在家里设祭,1659年1660年屈大均和他们一同祭奠,认为是一件幸事(《翁山佚文辑》卷中)。溧阳人汤泰亨遇到崇祯忌辰,绝食纪念(《国朝先正事略·汤泰亨》)。遗民追念先君,还表现在对崇祯遗物的态度上。崇祯有一架“翔凤”琴,明亡流散济南,为李姓所宝藏,明太常寺官员杨正经流落淮泗间,每值崇祯忌日赶到李家看琴。屈大均在北京听故明太监说到御琴事,寻访至李家,等候杨正经几十天,届日设玉座,举行祭奠礼,并为御琴清理尘埃(《翁山文钞·御琴记》)。金陵的明遗民缅怀故君的又一常见活动是瞻仰明孝陵。1668年正月初四日方尔止等结伴到孝陵,在明太祖遗物前礼拜,写出感怀诗(《翁山文外》卷一)。屈大均前往瞻拜,遇上驻防的清兵砍斫陵殿木柱,把钱给他们,请求不要破坏(《翁山文外》卷一)。许多江南隐士和全国的隐士一样不奉清朝正朔,惟用干支纪年,屈大均诗“山僧不记谁家腊,依旧楼台甲子年”(《翁山诗外》卷十六),所指即此。屈氏本人用明年号,称明朝为朝,在有关明朝的文献中,如《孝陵恭谒记》,自称臣,称呼永历帝为“上”(《翁山文外》卷七)。陈恭尹亦不用清朝纪年。用明年号,纪念崇祯,凭吊孝陵,表示虽生活在清朝,但忠心于明朝,活着就是为前朝的复辟而努力,至于能否成功可以不管,表示这份心意,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取得安慰。不仅隐士如此,有人在清朝做官,但承认南明政权,也是对前朝有所眷恋。如康熙间编修、桐城戴名世著《南山集》,用永历年号,被人告发,形成文字狱,可见不用清朝纪年是一种很重大的政治表态。    
    互相策励,谋图复兴。粤人到江苏眼见明朝遗物,对故国的感情倍增,复明的意志更加坚定。1652年陈恭尹在江船上看金陵,感到“故都残照在,一望尚峥嵘”(《独漉堂集·诗集》卷一),受到鼓舞。屈大均居留江苏时随处触景生情,更增亡国的切肤之痛,到南京灵谷寺,发出“兴亡无限恨,消得一声钟”的感慨(《翁山诗外》卷八),说到金陵,惊呼“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翁山诗外》卷九)。更重要的是吴粤两地遗民交流思想,互相感染,知道有志同道合者,有知音,增强了复明信心。在金陵有位随从郑成功来攻时流落下来的战士行乞为生,汉人辫发标志降清蓄发不剃头,官府拿他没有办法。屈大均到金陵获知其事,深为感动,心想现在人们剃发,就像汉代的刑徒,剃了发去修城郭,不是都成了刑余之人吗(《翁山文外》卷十二)!非常愤慨。他在江南人中觅到挚友,如知道薛熙是“天下之有心人,感时悲愤,每于言外见之”,和他相交是一幸事(《翁山诗外》卷八)。屈氏在江苏住在吴野人家,吴氏悲明之亡,感情倾注在所著《东淘集》中,屈氏与他交谈,读他的诗文,结为知己(《翁山诗外》卷八)。屈氏也给友人以启迪。金陵李某是明初功臣后裔,崇祯末年武状元,流落北方,1665年归里,意志消沉,以炼丹为业,屈氏要他继承先人遗业,关心复明大事,赠诗鼓励他:“他日交河战,还期再冠军。”(《翁山诗外》卷五)    
    屈氏在交游中增强了复明的决心,如见遗民对崇祯琴的供奉,认为明朝有时来运转之日:“    
    偶然失势龙为鱼,终见时来马生角。”(《翁山诗外》卷三)    
    在从镇江到江宁的路上,感到“江南岁岁添形势,料得天星在建康”(《翁山诗外》卷十五)。最足以表明他斗志的是在江宁雨花    
    台设置衣冠冢,立碑写作“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他不依习惯写自己是“处士”、“遗民”,原因是不愿以此终身,还想干    
    一番事业,或许有复明成功的可能,用他的话说是:“盖欲俟时而出,以行先圣人之道,不欲终其身于草莽。”(《翁山文外》卷八)


世态剪影(三)第20节 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4)

    清朝未统一以前,粤人北游大多与屈氏有同样的感受,以后整个形势的变化,使一些人感到失望,有的人熬不住了,跑到清朝混个一官半职。仕清怀明,心理失衡,寻求解脱。江苏有一些文人到清朝政府做官,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于1645年在江宁迎降,少詹事、太仓吴伟业在1652年应清朝征召出任秘书院侍讲,1679年布衣潘耒应博学鸿词科出仕。但是这些人官场上多不得意,又受到坚持汉民族意识的舆论谴责,内心有矛盾:既想保持清朝的功名官职,又对明朝怀有感情,于是对清朝若即若离。吴伟业遗言死后着僧装,坟前石题“诗人吴伟业之墓”,再不要任何纪念物,知道他的人都为他悲伤,而他本人大约以此表示对仕清的忏悔。与吴、潘等人有相同的境遇的人,也到江苏探遗迹、访朋友,表示对故明的怀念,谋求解脱心理上的负担。南海人程可则是抗清殉节的陈邦彦的学生,与屈大均、薛剑公是同学,和其师之子恭尹是世交了。屈、薛、恭尹均隐居不仕,程于1652年参加会试,中了会元(又被取消),留京任内阁中书、兵部郎中,不止一次到江苏,与冒襄诗文唱酬,殷殷表示结交之情,冒氏赠以诗集。程氏对两朝臣民的处境,也有伤感之情,在北京送屈大均南归诗中写道:    
    别离须少壮,丧乱饱风烟。    
    羽翼谁相价,行藏各自怜。(《海日堂集·诗集》卷三)    
    他的悲哀,对屈氏是同情其觅友复明飘泊,对自身则是不得意的哀叹。南海人梁佩兰于1657年中举,迟至1688年中进士,其间在京与朱彝尊等相唱和,中进士一年余即辞职回乡。他游江苏,慨叹良多,在《江行杂咏》里说:    
    六朝人不识,垂钓客空看。    
    ……    
    尤怜阴殿草,衰飒到长干。(《岭南三大家诗选·梁佩兰》卷六)    
    瞻仰凤阳明皇陵写道:“忍看陵墓上,风雨折松楸。”(同上卷五)表现怀念先朝的凄凉心情,但他只是到此为止,没有复明的愿望,所以在《金陵》为题的诗中说:“欲问兴亡向何处,秦淮沽酒破无聊。”(同上卷七)番禺方殿元在参加会试期间往来于江苏道上,1664年中进士,先后任郯县、江宁令,最后定居苏州,作《归与难赋并序》讲他的心境:“暂栖淮水,时作越吟,此邦兴废,助我伤悲,故国存止,求之梦卜,孰相怜而可语。”(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三)既想为清朝出力,又思念先朝,心里矛盾,到江苏找解脱。    
    综上所述,江苏的历史与现状形成的反清复明政治中心地位,为各地复明人士所向往,纷纷向它靠近,或定居,或游历,参与复明活动,互相策励,既壮大了江苏地区力量,又鼓舞各地志士,回到原籍继续活动。广东人到江苏,同其他地方人一样,汇合到复明队伍中,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奔波之苦中磨炼了意志,把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带回故乡,坚持斗争。    
    余论    
    (一)  清初粤人到江苏访问,与吴人相与砥砺,坚持反清复明活动,表现了人民反对残暴统治的抗争精神。明朝腐败,活该灭亡,但清朝统治全国之初,强力推行剃发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人反抗。人民以明朝代表汉族,支持南明政权,或以复明为旗号进行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因此清初反清复明活动是正义的事业,可歌可泣,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    
    (二)  反清复明队伍,以士人为主干。无论是广东、江苏,抑或全国,莫不是明朝的士人和清初读书不仕的人构成复明活动中坚力量,本文所讲到的各种人物的学历、学业表明这一点。读书人代表民族意识乃其素质所决定,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屈大均说:    
    自申酉(1644~1645)以来,天下贤士大夫之死国者,类多文士,惟士人之能死国也,其所以为文者,固有以异乎人也。(《翁山文外》卷二)    
    谁都可以做志士仁人,但士大夫读圣贤书,更懂得国家民族大义,故而能够为理想而献身。


世态剪影(四)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1)

    上海在清代前期就是一个交通商业重镇,在“江宁条约”中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迅速。洋务运动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买办资产者徐润(1838~1911)在1883年说:“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徐愚斋自叙年谱》)    
    岂只富甲东南,孙世馥在《徐愚斋自叙年谱序》中说“上海为中外总枢”。清末上海商业之兴盛为全国之冠,“实为中外贸易之中枢”(《清稗类钞》)。在政治上上海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留连于此,所谓“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王韬《彛袄厦褡源罚N略硕鹘涤形踔劣星ǘ忌虾5纳柘搿T谛姓仙虾K淙辉词窍刂危罄粗皇撬账商赖淖さ兀导噬鲜且桓鼍谜沃行摹G宕绕涫墙虾5匚槐浠薮螅⒄寡该汀I虾5男耸ⅲ送林用竦墓毕祝泼穹⒒恿酥卮笞饔谩K且桓鲆泼癯鞘校碌木用窭醋越铡⒄憬⒐愣⒏=ā不盏仁 H绻颐前亚宕虾5姆⒄梗茸饕桓鲅菰钡难莩觯蛲饫淳用裣嗟庇谒б帐钡慕淌Γ莩鲋械牡佳荨⒒笔Γ计鹆瞬豢扇鄙俚淖饔茫馐∫泼裼胪林餐ㄉ枇松虾!9愣丝梢运凳巧虾=ㄉ璧牡佳葜弧9愣擞肷虾5墓叵担收咦急赣萌抢醋魉得鳌!   
    广东沿海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在清代,国内至各省,海外往南洋、美洲,多从事商业和做工,像潮州“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粤民到上海,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潮州府志》,说该府“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这是说潮人经海道到上海,进入松江府,再到苏州。既然形成女子学习苏松人化妆的习惯,可见往来苏松的人不在少数。随着清代经济发展,粤人以经商的敏感,在上海开埠之后,即意识到它是“南北仕商往来孔道,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所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以后陆续增加,绝对数量很大,在上海人口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海开埠,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纷纷到来,原在广州贸易的也有不少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有的还走在西方人前头。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到沪,因家庭、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显例。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从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脑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知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均在沪营生。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广东人到上海的多,在王韬的小说中都有了反映,《淞隐漫录》写蓟素秋是孤儿,跟随姑母过活,其姑母是粤商的妾,该商安家在上海,经常到汉口买茶,及至“赭寇南下”(当指太平军到江南),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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