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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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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20;534;000191023,396,000    
    190619,898,000191119,368,000    
    福建的华侨90%以上在南洋,所以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从福建一省看,自1885年以来,每年侨汇1000万两以上,甚至2000多万两,数字巨大,杨晟等的估计一点也不过分。华侨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赈灾、修桥、办学、建善堂,乃至于修家庙、建寺宇。福建同安县华侨杜文艮在缅甸经商,于1887年至1908年用30多万两银子在家乡行善,赈济灾民,修缮双溪书院考棚,又给慈禧太后献玉佛,因此使其父母、祖父母得到二品诰封,李鸿章为他建立“乐善好施”牌坊;同县菲律宾华侨陈谦善,先后捐款赈济山东、顺天、直隶、福建灾荒,清朝给予一品封典;同县律华侨柯祖仕,“置祀田为祖祠祭费,设义塾供人来学,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粜,……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刻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清政府给予道员职衔;同县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志信,在本县筑路,平粜,重修凤山庙,赈济直隶河间府,受到清朝中宪大夫的封赠(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十六);广东嘉应州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步南在家乡修桥,筑路,设茶亭,给松市口育婴堂、梅安书院、李氏私塾经费(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同县贡生陈国宝,于1867年同治六年往暹罗贸易,同时向该处华侨募捐,回乡重建县育婴堂,收弃婴百名(同上书卷十四);番禺县新加坡华侨胡璇泽赈济山西灾荒,在家乡建宗祠,周济贫乏,助人丧葬费,187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新加坡总领事(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二),等等。少数南洋华侨开办机器工厂和建筑铁路。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即由华侨创设。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是民营的一家机器缫丝厂,它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由华侨陈启源创办。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梅县人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出资50万元,与谢荣光等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1906年铁路筑成,全长42公里。潮州籍的暹罗华侨组织华暹公司,购买轮船四艘,从事汕头与曼谷的航运业务,以免这段航运为外国人操纵。不过,总的说,华侨办实业不多。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指出,华侨“于祖国之振兴工艺诸端,鲜或措意及之”,因此才有陈子宣到新加坡游说华侨办工业,不要受人愚弄,爱好虚荣,捐赈捐饷得诰封。    
    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进行一些战争,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华侨也是慷慨解囊。左宗棠在福州办造船厂,资金不足,福建海澄籍暹罗华侨陈金钟捐银一万两,陈又有捐赈事,所以被清朝授予道员衔;另一海澄籍的槟榔屿华侨邱忠波亦从事海防捐献,也获得道员虚衔;前面说过的陈谦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捐银助饷;胡璇泽捐献银两,供给清军镇压太平军余部。    
    南洋华侨对国内的经济资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解决侨眷的生计问题,帮助侨乡人民安排生活。我国在18、19世纪人口大增,而耕地增加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同时,人民生计问题特别严重,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就给国内减轻了人口压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每年上千万两的钱银赡养亲属,使得相当部分的侨眷得到温饱,如侨乡潮州人仰赖侨汇为生的占到全部人口的40%~50%。华侨在家乡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惠及了乡亲,人们得到一些救济,有利于改善生活。1894年(光绪二十年)以降,嘉应州接连遇灾,米价腾飞,南洋华侨立即从暹罗、安南、缅甸运回大米,平价出售,遏止了米价的上涨。相比之下,1832年大灾,那时华侨少,无人进行平粜,潮州人吃了苦。这是侨乡人民得益于华侨援助的显例。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3)

    其次,促进海外贸易的开展,增加出口,多少弥补了严重的入超。因为有南洋华侨,国内的对外贸易有了两项业务,一是专为华侨生活服务的营业,一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南洋华侨众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中华式的,因此需要国内物品,侨乡的出口,相当部分是对华侨进行的。潮州出口商,“凡(华侨)潮人日常生活所需,皆以配运出口销售”,为进行此种贸易,组织了南商公所等专门机构。福建向南洋输出茶叶,光绪后期每年行销十几二十多万石,获银五百多万两。上海出现南洋庄,专做对南洋华侨的进出口贸易,出口的主要是药材、丝绸、日用百货。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组织南洋劝业会,促进对南洋贸易,由于华侨及南洋土著居民的需要,南洋市场充斥着中国货物。如西贡市场到处是中国食品、杂货、绸匹、药材。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三宝垅佐哈尔市场,有240家商摊,大多是华商,出售碗碟、布匹、杂货、铁器。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物品是:丝绸、伞、瓷器、瓮、罐、碗、盘、蛋类、粉丝、水果、火腿、茶叶、药材、药品、皮箱等。侨汇和因华侨而开展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多少弥补入超带来的经济损失,薛福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饶宗颐等在《潮州志》中指出:“海外华侨输回之金额,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占一重要项目。”他们还是仅就侨汇而言,加上海外贸易的收益,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更大了。    
    光绪间编修的《嘉应州志》写道:“……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倚南洋为外府不是嘉应一地的事,所有的侨乡皆是如此,它反映了南洋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意义:弥补入超,平衡国际收支,赡养侨眷,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南洋华侨出去时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功在祖国,千古不会磨灭。    
    复次,开办新式工商业的作用。前述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设后,获利丰厚,反响应时而生,三四年内在南海、顺德两县出现百家丝厂,其中有机器缫丝厂三四家。机器缫丝厂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多达八九百人,生产提高,使丝的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与日本丝抗衡。但是这种企业太少,影响微弱。当时少数人有办实业的愿望,广东阳山县人朱学发,在光绪间深感国势衰弱,认为开矿可以救国,打算到南洋矿场当工人,学习经验后回国开办矿业,然因已经五十多岁,不能成行,派儿子朱海均前往,海均出洋致富,却没有回国开矿。当时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华侨大规模回国兴办新式工商业。    
    南洋华侨的中华生活方式    
    晚清南洋华侨的日常生活、社交、风俗习惯,都同中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    
    穿着、饮食、居住方面。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华人“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西贡华侨“衣冠风俗皆守旧”(邹代钧《西征纪程》),直到1920年,印尼网甲华人的“衫裤式样,俱属华装”,都是用中国产的蓝黄绺条布制作的。前此更应是这种情形了。华侨的中国式着装,影响着所在地的居民,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代,黄色服装供贵族专用,蓝色服装为平民所用,“这个风俗习惯起源于中国”(欧·马·阿利普《华人与马尼剌》),因为中国历来以服装的颜色、质地式样区分人的贱,华侨把这种衣装习惯带到了菲律宾,可见华侨自身采用中华装束的牢固性。华侨的饮食保持在国内的习惯,1866年西贡醉乡楼饭庄“所有菜蔬肉食果面皆中华味”(张德彝《航海述奇》),菲律宾的华人,吃食中国饭菜、馄饨、杂碎、烧包、米线、烤乳猪、春饼、白菜、粉条、芹菜、豆豉以及荔枝、蜜饯,所用的炊具也是华式的锅、平锅、钳锅。华侨或者把中国    
    式的建筑移植到南洋,或者使自己的居处具有一定的中国建筑风格。在19世纪末的菲律宾,华侨“屋宇皆华式,店肆皆华款”(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华人住宅和在国内一样,雕刻飞龙、彩云、悬挂匾联,穷人家门口也贴对联,富人家花园,多有中国江南园林的假山、水池。新加坡槟榔屿华人的花园已多是西式的了,但“楹联匾额所在皆有”(蔡钧《出洋琐记》),保持一定的华风。发型与服饰联为一体,男性华侨在南洋和国内一样梳辫子,三宝垄华人20世纪初才有人剪掉辫子,辛亥革命后与国内同时出现剪辫子运动(林天知《三宝垄历史》,李学民等译)。拥有清朝职衔的人,在一定场合,还穿起官服,1866年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路过新加坡,侨商陈鸿勋因有都司虚衔,“顶帽补服”地去拜会他(斌椿《乘槎笔记》)。    
    家庭、家族、祭祖。华侨有大家庭观念,凡成家立业者,多组成直系家庭,以代数多为荣。家庭内讲究夫唱妻随,父慈子孝。华侨出洋,往往是同宗族的人互相招来,团聚在一起。虽是这样,宗亲毕竟还是稀少,于是认同宗,凡是同姓,就以为是亲骨肉,互相帮助。同宗族的人建立家庙,槟榔屿的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等族都有宗祠。印尼有汾阳世家、高阳公祠、杨氏联谊会。各个家庭、宗族极其重视祭祖,逢年过节必祭,清明扫墓,娶亲拜家庙。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4)

    婚丧。婚姻由父母做主,一部分在国内结婚。侨乡有所谓“填房婚”,即男子在外经商或出洋,一时难以回家,就由家人代为迎娶,或者让姊妹拜堂。有的侨居地华人间联姻的,还有娶土著妇女的。华人间通婚,采用“六礼”的方法,其实在国内亲迎之礼许多地方都不实行,而槟榔屿的华人却信守不变。华人把中国丧葬方式带到侨居地,守丧时孝子按照古训睡在地上,枕土块。请和尚做功德,烧纸钱,孝子百日以内不得理发、剃胡须。送葬时亲属穿孝服,用锣鼓喇叭吹打,讲究典礼隆重,送葬的人愈多愈好。相信阴阳风水之说,葬期要选定吉日,葬地要风水好的,因为选吉地需要时间,而印尼荷兰殖民当局不许停尸超过一天,华人为时间宽裕,经过强烈要求,获得延期出殡的允准。重视夫妻合葬。墓地立碑,刻字如同国内,“某处诰封某某之墓”(《航海述奇》)。    
    会馆。前述宗祠是小的社会群体,会馆,依华侨的原籍建设起来,或为一省,或为一府,或为一县,或为所有华侨的组织,是规模较大的群体。它有不同的名称,在会馆之外,或称作公司、公所、公会、同方会。这种组织很普遍,所谓“南洋随地皆有会馆”(《槟榔屿志略》)。西贡有福建会馆、广(州)肇(庆)会馆,堤岸有潮州、嘉应、琼州三会馆,河内有福建会馆,海防有华商会馆,槟榔屿有平章会馆,新加坡有福建会馆,吉隆坡有闽人会馆,仰光有宁阳会馆,巴达维亚有中华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棉兰有福建公所,三宝垄有洪义顺会馆,印尼还有嘉应州、潮州、惠州、琼州、永春、福州、焦岑、大埔、石扇、中山、漳州、玉融(福清)、晋江、安溪、金庆、同安各地会馆,江浙公馆,梅县同乡会,永定公会,山东公会,等等。华侨设立会馆,是用群体的力量谋求商业发展;保护自己利益,如由会馆聘请状师(律师),代打官司;进行慈善事业,如设立义冢,办义学,赈济贫病同乡。    
    教育。华侨在南洋办学,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前期实行私塾教育,完全模仿国内的办法。新加坡有萃英书院,槟榔屿有槟城义学、闽义学、粤义学。义学规定: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塾师先以“礼仪进退应对”教育学生,每逢朔望,要把圣谕和孝悌忠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令他们“心体力行”(《槟榔屿志略》)。这种学习四书五经,采用背诵的方法,灌输孔孟之道,与国内没有两样。戊戌变法之后,国内情况有所变化,学堂出现,南洋华侨跟着兴办学堂,取代私塾。这些学校请清朝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改变了专习儒学的教育状况。    
    宗教信仰。中国沿海居民多崇信天妃(天后、妈祖),建造祠宇拜祀,南洋华侨也是这样,到处建立天后宫,1889年三宝垄华人开始建立妈祖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设立在天后宫内,西贡穗城会馆后殿供奉天妃娘娘,这就是说会馆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天妃。明清时期中国人特别崇信关羽,所在皆有关帝庙,如华侨在西贡、海防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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