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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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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3)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嘉庆朝湖广总督、《续资治通鉴》主编毕沅经营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浪迹丛谈》、《续谈》)。阮元的林泉生活,本书有关于阮元的专文涉及,这里不叙。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老年官绅中有一批人热中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54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64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校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谱主72岁条写道:    
    (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查慎行年谱》)。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42岁东归,48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50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60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    
    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    
    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    
    是把一切都看开了(《啖蔗轩自订年谱》)。    
    晚年为家族而死的是享誉北方的桐城学者吴汝纶(1840~1903)。他做过幕客,多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日本作过考察,学部大臣欲用其主持京师大学堂而不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安庆筹办桐城县学堂,因二十余年没有在除夕回乡祭祖,非要在腊月二十九日从安庆起程回乡间,次日黄昏到族人家(本身无家属及兄弟在农村)。这两日风雪交加,受了寒气,元旦上午祭祖过后,感到不舒服,还要到外庄探视本家,然因身体不能支持,遂将族人请到他住处议事,为其兄商定嗣子。事后,有族人说闲话,起纷争,吴氏极为生气,病情加剧,数日而亡,享年六十有四(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如若不是祭祖立嗣,不受风寒,不生闲气,吴氏应不会迅速辞世,而会给当地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67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数月后亡故(邓辅纶等《刘慎武公年谱》)。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4)

    坚持修身养性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于想像的。事情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遂;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著。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政治,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73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30里的地方,他拼死不让再走。这次特科,本为联络人才,收买人心,故而官员重视其事。见傅山不上圈套,不给皇帝面子,怎么得了。一个个为在皇帝面前买好,纷纷出动劝驾。首先是大学士冯溥屈尊拜访,百官跟进,傅山半躺在床上,声称有病,不能起床答所以史书云:“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征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征君卧床蓐不起。”他的山西同乡、刑部尚书魏象枢,见这样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圆场,奏称他实在老病,请求免予考试。康熙帝允准。冯溥又密奏,傅山虽然未试,给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为中书舍人。冯溥强要傅山到庙堂谢恩,傅氏坚决不答应,官方就报告他已病危,难于正式行礼,把他抬来,到了望见午门的地方,他伤心得泪流满面。冯溥怕出事,就地强行扶他下拜,他则趁势倒在地上,魏象枢赶紧说好了好了,已经谢恩了。冯溥、魏象枢等人演了一出戏,圆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终没有妥协。事后他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逼我做官的麻烦事了,又说元朝的刘因,以贤孝闻名,被征召就出来做官,后来以母病辞职,希望别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刘因一样的人,否则死也不瞑目,表示他并未接受清朝的官职。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总之,傅山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竭力自持,坚守初衷,不与清廷合作,保持了晚节。    
    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塨(1659~1733)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1707)谱主49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禛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53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养,改过取善,雷行天复。不然,学且堕落,不唯愧负天下圣贤,亦吾师习斋之罪人矣。    
    70岁的冬天他得了类似中风的病,夜不能寐,然而还能做点事。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李氏年谱》)。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5)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业已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颇有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进于懦者。”(《清史列传·张廷玉传》)鄂尔泰对汉人大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无然百岁便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    
    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    
    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七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清史列传·鄂尔泰传》);九年腊月得病,次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10年后以胡中藻文字狱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铦(1766~1830),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并死在山东平原县路途(《绳枻斋年谱》、《清史列传》本传)。    
    林则徐(1785~1850)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铦;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安排后事    
    许多高龄官绅深知生老病死的不可抗拒,看得开,不讳言死亡,早早安排身后之事,以便子孙遵守,让后事也按生前的意愿实现。    
    写作脍炙人口的《圆圆曲》的吴伟业(1609~1672),明朝进士、左庶子,南明少詹事,顺治中受清朝征召,官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返回家乡,居于江苏苏州。这几年的仕清,以气节之玷污,让他遭受时人和后世的诟骂,他内心也相当苦恼。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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