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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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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所谓去烦苛,施仁政,暂停贪官的追赔,起用废员,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作某种程度的平反,不许报垦荒、报路不拾遗及献祥瑞,但有的初政反对的事情,过后又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初政是在翻前朝的案,只是制度性的政事未作更动。乾隆帝在施行宽严相济的方针和宽平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产生,除了乾隆帝赋性宽仁因素之外,是在皇孙、皇子时代逐渐形成的,他接受康熙帝的宽仁思想熏陶,鉴于雍正朝严猛政治的某些不良影响,以及他在谋求美誉(好谀邀誉),树立个人的权威所导致。    
    现在我们来看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乾隆帝继位的第五天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就其内容来看,自然有的是雍正帝遗愿,有的则是乾隆帝的愿望,下引的一番话应当是乾隆帝的意见: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例者,仍照旧例行。(《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十三年八月己丑,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乾隆帝借用雍正帝的名义,在这里提出治理天下的宽严交替使用问题,初步表示改严从宽意向。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交待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2)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和谐。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乾隆帝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元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清高宗实录》卷十六)话休叙繁,征引就到这里。乾隆帝的意思,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清高宗实录》卷十二)。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清高宗实录》卷十四)。    
    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他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惟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    
    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清高宗实录》卷一),应当是雍正帝的原意。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清高宗实录》卷四)。礼亲王允礼说在雍正朝,作为皇子的乾隆帝“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谕教”(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允礼《序》)。大学士鄂尔泰在雍正朝经筵会讲中,见皇子乾隆帝“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乐善堂全集》允礼《序》)。这些人都说乾隆帝性格仁慈、好善、温和而严肃,同宽严相济的政治观相吻合,而尤近于宽仁。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3)

    乾隆帝自身,在皇子时代,将自家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雍正八年(1730)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反映他的一种理想,自云取这种堂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什么?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善堂全集》卷八)。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了。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观点,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惟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如果不行宽仁之政,“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乐善堂全集》卷一),又有何益?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针对乃父政治而言。宽仁的对立面是刻薄,因为刻薄失掉民心,故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乐善堂全集》卷六)。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他非常感恩,无论是在皇孙、皇子还是在皇帝时期,都对康熙帝异常崇敬。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如其自云:“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乐善堂全集》卷八)。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如云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惟务以深仁厚泽,沦浃中外,俾涵泳优游,四方从欲”,民得其乐(《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又说康熙帝的包容:“皇祖临御日久,天复海涵,臣工贤否,无不洞悉。晚年多所优容,大臣中或有徇情纳贿之弊,岂能逃皇祖之圣鉴,但不欲深究以保全之”。(《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五)包容贪官,本来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乾隆帝却是有条件地予以赞    
    扬,可见他对乃祖崇拜的程度。    
    总之,乾隆帝少年时代从乃祖康熙帝那里接受宽平之政的理念,有着仁善的政治观念,向往宽平之治,以宽为表,以仁为实,希望用宽恤获取众心,营造太平之世;成年后鉴于乃父雍正帝的严猛政治的弊端,深明利弊相循的道理,更加明了实行宽平之政的必要,即位后决意施行宽严相济的理想。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4)

    上面从政治观念考察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及其来源,但是还有一点不宜忽略,这就是他的邀誉意识,而且在初政期间有其强烈性。乾隆帝爱听赞扬、奉承话。左都御史孙嘉淦于乾隆元年上半年上“三习一弊”疏,谓人君“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孙文定公事略》)。孙嘉淦的上书属于谏议性,并非说乾隆帝犯了三习一弊的毛病,提出来加以警惕,乾隆帝也表示赞赏他的见解。但是任何谏言都不会无的放矢,孙嘉淦看出乾隆帝有喜谀喜柔的问题,故而提请皇帝注意。二年(1737)十一月,乾隆帝刚刚释服,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三私当省”,三私中有一私,是“好谀”(《清高宗实录》五十七)。他同孙嘉淦一样,提请皇上警惕好谀等毛病。乾隆帝好谀对初政的某些决策,不能说不起作用,他需要标新立异,要与乃父有所不同,改动前朝的政事,以显示他的才华和仁爱品格,树立自身的新朝的形象。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在初政时期急急忙忙地去做,如对宗室政治犯的宽贷,前几朝都是慢慢进行的,多尔衮的事,顺治帝不许变,康熙帝维持不动,直到乾隆后期才作出改正。    
    乾隆帝这时忙什么,不能说不同邀誉有关。为着邀誉,他不自觉地说一些过头话,过多地否定前朝的业绩,而后慢慢地把其中的一些话收回来,恢复到前朝的状态。对于他的改变政策及心理,藩属国朝鲜使者将耳闻目睹的情形及搜集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对继位初年的乾隆帝及其政事作出这样一些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三),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1965年版)。“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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