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岛群-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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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森喜欢机械，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传统。他在装配线上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话，很受公司器重。不久，他就成了工长，工资也足够他养活母亲。如果不是战争，他也许已经娶妻生子，同巴哈马群岛上长大的母亲一起安享好日子了。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各项测验表明他是一个最理想的士兵，就被分配到圣迭戈的海军陆战队。他现在虽是上士，但陆战队正在大扩充，将来要达到六个师或者更多的编制，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排长，将来会是连长，战争结束，他也许会扛上少校的肩章。在血和火里，荣誉和升迁都来得快。她想，如果他是一个上尉或者少校，那他母亲该多高兴啊1
母亲已经不在底特律了。他打了两年仗，母亲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小镇圣奥古斯丁去了。她说她喜欢南方的阳光。也许她上了岁数，留恋故乡那些青葱的热带海岛。他小时母亲总讲家乡的美景，但他却不喜欢那些热带珊瑚岛。它们在太平洋上太多了，血腥而丑恶，比如塔拉瓦。
巴巴拉住的公寓在第十四层，从窗户望出去，视界开阔。一平方英里的闹市区灯光亮得耀眼，像一个缩小的曼哈顿。西方的迪尔博恩市豪光冲天，毗连鲁奇河的大片工厂区发出嗡嗡的声音。只有东边的大角园、大角林一带是安静的，灯光稀疏的。那都是些富人们住的别墅区，花园修得漂亮，草坪刈得平整。也许这阵子他们正和自己的情妇们一起欢度良宵。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公正。他们不用流血，不用打仗，财富却直线上升。而流血的人，负伤的人却默默地死去，或者默默地生活，很快被人遗忘。
他从小熟悉的底特律河，混浊而肮脏。现在倒映着一河和平的灯火，令人迷醉。由于空气中大量的烟尘，黄色的灯光变得模糊，混成一片。他知道灯光下有他熟悉的流水线，熟悉的机床，熟悉的零件和熟悉的伙伴。怎么那么多人当兵，还有更多的人留在国内？在国外一年多了，美国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他们拼命流血，就是为这一切作战吗？
他回到生活中。多好的一家人。生活有趣、美好。他想起打完了仗，自己重新回到生产线上，或者去上大学，娶个巴巴拉式的老婆，然后把母亲接来……
他忘掉了他打算戴的上校肩章。
夜呀！一个迷人的暖融融的美国和平之夜！
6
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反差几乎叫惠特尼上校透不过气来。
四十八小时前，他还在珍珠港，满目是伤残的军人和狰狞的武器，满耳是空袭警报声、火炮试射的出口声和军人粗鲁的呵斥。现在，他却坐在一家华丽的剧院里看一出歌舞剧。他的周围坐满了显贵。贵妇人的绫罗绸缎和钻石首饰在昏暗的包厢里熠熠发光。富商巨贾、政府显要，金融巨子、艺术界和新闻界名流多得使人吃惊，仿佛美国的精英都坐到这座一千个座位的剧场中来了。
他从夏威夷乘飞机到达西海岸，先在旧金山落脚，受到金上将的接见。欧内斯特·金的接见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刑罚。老头子训起部下来丝毫不留情面。惠特尼捏了把汗。还算好，金上将详细地询问了塔拉瓦登陆时的情景，日军的战斗力和工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困难。金说他已经看了特纳和霍兰德·史密斯的报告，尤其是特纳的报告，写得象海军战争学院的研究生论文，相当学究气。他想听听第一线作战军官的感受。进攻马绍尔群岛的“燧发枪”战役立刻就要展开，必须汲取塔拉瓦的教训。
接见结束前，金向惠特尼祝贺：由于他在贝蒂欧的出色指挥，他已被提升为海军陆战队的上校了。
惠特尼接着飞往华盛顿。据说有更大的人物等着见他。由于大人物日程排得满，他不得不等上一天。他给华盛顿州西雅图的父亲订了电话，也给凯尔索镇的母亲打了电话。电话中他同儿子戴维交谈，甚至平等地商量了继母的问题。
总统终于腾出空来，为惠特尼安排了一次接见。罗斯福的确象照片上那样，安祥、睿智、机警，有一般伟人的魅力。他在总统竞选时曾见过罗斯福一面，因为太远，没能看清。罗斯福迷人地微笑着，握握惠特尼的手。总统先不谈战争，扯了一通日本民族的宗教和信仰。他对日本军人的顽固死战很伤脑筋。后来话题转到了太平洋战场，他说他预计到美国的巨大伤亡，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建议斯大林对日作战。俄国首脑一口应承。斯大林对日俄战争中俄国在远东丧失的利益耿耿于怀。
总统也问到了塔拉瓦。他得知惠特尼在所罗门打过仗以后，又问了那里的情形。显然，总统很了解全球战况，对具体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和指挥官名字也记得极准确。总有一天，“罗斯福式的记忆”会成为一句成语。
总统的影子，他的智囊哈里·霍普金斯不在。霍普金斯的胃病又犯了，住进了海军医院。霍普金斯一直同病魔搏斗，从一九四一年起，每个月医生预言他只有几周阳寿，然而他总是重新挺起来。有人说他是一团烈火，还有人说他是飘摇不定的火。德黑兰会议耗光了他的热能，他的亮光又黯淡下来。
总统失去霍普金斯作陪，不免形单影只。他又问了越岛作战问题，航空母舰特混编队问题，这方面他显示了惊人的海军知识。惠特尼讲了两栖登陆中火力的因素、通讯和协调的重要性和复杂的后勤问题。总统开始走神。他从德黑兰回来之后，有一种巨大的惯性迫使他去考虑全球性的问题：南欧的问题、霸王——海王作战的问题、支援俄国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他有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感，仿佛他已经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暂和有限，必须把全世界的事情办完。一个海军陆战队上校在他的棋盘中毕竟是一名小卒。
他伸出长长的手臂，微笑着又握了握惠特尼上校的手，“谢谢您，使我了解了太平洋上的许多事情，查尔斯上校，以后保持联系。”
接下去，惠特尼又见到了马歇尔上将。马歇尔在五角大楼接见他。五角大楼建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镇的一片沼泽和垃圾城里。一定是“伟大的”马歇尔将军想出的主意，把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备队的总部拼到一度一环套一环的正五边形建筑里。惠特尼一直在海外，从未进过国防部。刚进去，只见里面走廊连着走廊，房间套着房间，四通八达，曲折迷离，形若迷宫。给他领路的一个红脸少尉告诉他，这里有十五英里走廊，二百八十间厕所，七千七百四十八扇窗户和八万五千个电灯头。五角大楼中央是空心的，有一座十五英亩的花园，工作累了，可以在花草树荫间休息。但自从它建成交付使用以来，一直很少有人去，每个人都非常地忙。
六十四岁的乔治·马歇尔上将是惠特尼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将军。他一下子就能看透你的心思。他没有废话，又不失幽默。他问的和答的都是惠特尼最感兴趣的问题。塔拉瓦的损失震动了美国，大人物们要从中汲取教训，士兵们也要从中取得经验。
马歇尔将军对惠特尼说：“查尔斯上校，我和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人所受的全部军校教育、作战训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全是以公路、河流和铁路为基础的。太平洋战争给我们以新的教洲，它是一种以海洋和岛屿为基础的战争教育，我们，包括你在内，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这次大战之前，我除了听说过橡皮艇之外，从未听说过登陆艇。但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各种各样的登陆艇，而且，我除它之外很少考虑其它的东西了。
“查尔斯上校，渡过一条无论多宽的河同进行一次两栖登陆，无论如何不能相提并论。如您所知：渡河的失败仅仅是一次挫败，而登陆的失败却是一场灾难。
“由于您和其他官兵的英勇，我们在吉尔伯特免遭灾难。轻敌和大意是军人的大忌。我们在战略计划上尽可能地大胆，出敌意料，战术计划上则要求尽可能细致和全面。作战的时候，随机应变，全力以赴，务期求胜。美国军队成立近一百七十年来，未遭大败，我以为是尽量做到这几条的。由于您的表现，我已经向国会推荐给您颁发荣誉勋章。”
紫天鹅绒的幕布拉开，一阵悦耳的乐声传来，打断了惠特尼的思路。他的注意力被舞台上的女主角吸引过去。他拿起节目单，才知道自己的思想同美国的现实相差太远。他们在热带雨林和珊瑚礁盘上象野蛮人一样摸爬滚打的时候，美国依然有艺术，有夜生活，有明星，有捧角，有文明所给予的一切。
这出歌剧是老戏，原名叫《丁香花绿》。最早的演出在十三年前，不知怎的不对当时人们的胃口——当有正逢大萧条，谁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一出维多利亚式的轻歌剧，它仅演了六十四场就砸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两位潦倒的导演——他们怎么没被征兵拉走？——把《丁香花绿》加工回炉，改头换面，重新命名为《俄克拉荷马州》，据它的导演罗杰斯和哈默斯坦对报界说：他们敢用最后一块美元打赌，这次一准成功。
正在唱歌的女主角长着圆圆的脸，亚麻色的头发——在追光灯下似乎是棕色的，嗓子很甜，动作虽有些笨拙，媚眼却频频闪动。她叫苏珊娜，才二十四岁。节目单上摘录了戏曲界报刊对她的赞美词。因此，每逢苏珊娜唱到妙处，总有些她的崇拜者起劲地鼓掌。
从《俄克拉荷马州》使惠特尼联想到一艘旧式的美国战列舰的名字，它已经在珍珠港被日本飞机炸到烂泥中了。惠特尼一度熟悉的艺术生活现在竟感到陌生，他在灯红酒绿的首都，同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们一起听歌赏舞，感到是对战死者和伤残者的亵渎。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轻歌剧和轻喜剧，在军校的时候还有“艺术评论家”的美名。公平而论，《俄克拉荷马州》在轻歌剧中不算最优秀的。它的打击乐多得刺耳，号也集中在高音区，丧失了柔软和圆润。它受欢迎，反映了国内战时的调子，不是太尖就是太哀。
陪惠特尼一起来的是他的一位西点同学汤普森中校，他现在正在海军里搞密码破译工作。汤普森有机会多看几场戏，多听几首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认为惠特尼的看法很正确。他对上校说：战争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反常举动，美国国内虽无战火，毕竟也失了常态。像《银白色的圣诞》一曲，一唱开马上流行；《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一曲也是一样，越唱越消沉，越唱越觉得现实就是那么回事。他们有一股怨恨，流行歌曲成了他们的唧筒。
汤普森是个歌剧迷。他平时钻到枯躁的数字堆里很疲倦。他只说了几句话就一心一意看戏。惠特尼无论如何也入不了戏，他有时打量一下四周的人群，有时干脆盯住穹顶上的吊灯。他的神经在炮火和死亡威胁下已经钝化，他由一个绅士派的英国贵族渐渐变成了一个土大兵。
他溜了一眼包厢里的人。许多人穿着夜礼服，打着硬领结，他们是政府官员。华盛顿同其他城市的区别就是吃官饭的人最多。战争丝毫也改变不了美国的官僚们。他们仍然大腹便便，脸色疲惫，喝着过多的酒，吸着超量的烟，夹着公文皮包象鸭子走路，扯起嗓子像公牛一样辩论，制定一个又一个战时法案。他们只是从报纸和收音机中了解战争，谁也没上过前线。有一次后方机构发起募捐运动，某位州长竟拿出自己用旧了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工作拖拉，人浮于事，在雨后蘑菇般设立的新机构中，供养了一大批闲人。许多人借战争名义，中饱私囊。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配给券，制定出各种各样的繁琐的物资审批手续，今天给这个“绿灯”，明天给那个“一路放行”，都放行等于都不放行，都优先等于没有优先。连肉类、脂肪和奶酪也要凭分数制配给，除了后方居民怨声载道，前方将士处处不便而外，他们简直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是美国人最憎恶的“铜头蛇”。
美国的商人依然存在，经理依然存在，银行家仍然存在。他们仍然在推销自己质次价高的商品，仍然在利息上锱铢必较，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他们把世界大战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正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中准备成立国际银行，重新确定美元同黄金的比价。军人们流多少血，他们就赚多少钱。
汤普森感觉到老同学已经不习惯首都的社交界了，但他不动声色。幕间，他有意指着观众中一些妇女的服装聊起来：
“美国的父亲们和兄长们都上前线去了。中学女生早早就参加了工作，她们总爱穿短袜子，所以‘短袜少女’一词就流行开了。带帽子的风雪衣代替了绅土派的风衣，女孩子们在蓝斜纹布裤子上面穿男人的衬衫。她们专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