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岛群-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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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终于小心翼翼地把‘剑鱼’号开进了”卡加棉群岛，在一个暗夜里停到一个小岛附近。加里森中尉带了五名全副武装的水兵乘橡皮舟趁潮水划到岸上。俺站在舰桥上，下令艇上的100毫米炮和40毫米机关炮瞄准岸上准备射击。足足等到天快亮了，岸上才发来灯光信号：‘岛上没有日本人。’俺总算放心了。
“第二天夜里，除了生病的以外，所有的战俘都陆续被橡皮舟送上岛。加里森中尉也回来替换了俺。岛上的菲律宾土著对美国人非常友好，有一个乡村教师还懂儿句英语。日本人占领菲律宾以后，只象征性地登上这个小岛，发了几面日本国旗和一些传单就走了。因为它实在太小，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没有价值。
“但它对俺们简直太重要了。它的清泉胜似苏打威士忌，胜似冰淇凌和可口可乐，胜似世界上俺们喝过、见过、听说过的最好的饮料。因为俺们干渴得喉咙象烧着火，嘴唇全裂成血口子。为了安全，俺一直限制着淡水的供应。
“俺们大家都洗了澡。俺自从离开珍珠港还是头一次洗澡呢。菲律宾人为俺们杀了猪，煮了米饭和木薯，还吃了他们晒的干鱼。俺们养足了精神，付给他们一大笔美元，足够买下一座城堡。然后他们干干净净地回到潜艇上，身上一舒服，舱位也似乎宽敞了。肉俺们不敢要，米和干鱼俺们尽可能地往艇上搬。最后，俺们告别了岛民，留下了美国的通讯地址。俺们谢过他们，并且对他们说：‘麦克阿瑟将军一定会率领美军打回来的。’俺过去认为道格口口声声说要打回菲律宾只不过是一种宣传，现在俺倒是真希望美国能在菲律宾挽回自己的声誉。
“俺把‘剑鱼’号降列了潜望镜深度，然后向夏威夷海军司
令部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俺报告了‘剑鱼’号的处境，静候洛克伍德将军回音。后来才知道，珍珠港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倒是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收到了‘剑负’号的电报。荷兰港报告了华盛顿的海军部长诺克斯将军。诺克斯海军上将又转告给尼米兹，最后，洛克伍德才知道。第二天，‘剑鱼’号上浮以后收到了潜艇司令部的回电。他们告诉俺三个方案：一个是在菲律宾海某地点同另一艘潜艇交会，把部分获救的战俘转移过去，另一个是用远程水上飞机进行补给；第三条是干脆等下去，‘海马’号和‘皇后鱼’号都在南海活动，由它们提供帮助。俺选定了第一个方案。以后的事就简单了。‘大青花色’号潜艇在冲鸟岛南方一百海里处等他们。它多次接救过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搜索能力特别好。俺的船加了油，把一部分人员移到‘大青花鱼’号潜艇上，一直开到埃尼威托克环礁。剩下的事就不值一提了。”
“太精彩了，巴奈特。你的‘剑鱼’号的经历可以拍一部顶呱哆的电影。”艾伦·李禁不住喷喷称奇。‘剑鱼’号历险记的确富于戏剧性，麦克罗伊出于一个文职军官的习惯，在一个拍纸簿上飞快地记着。
麦克米伦上尉拉起他的两位朋友，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就把他们弄出帐篷。艾伦·李和麦克罗伊英名其妙地跟着他走。他们穿过一排排帐篷，来到一间活动房子跟前。麦克米伦推开门，对屋里的一个人说：“喂，亨利·弗高克斯少校，这两位是我的朋友李少校和麦克罗伊少校，请您把您在桂河桥上的经历和遭遇给他们讲一讲。艾伦·李就要在塞班岛登陆，他会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来为你们报仇的。”
屋里站着一个干瘦的人。他穿着不合身的美式军便服，身体伛偻着，面容憔悴，眼神迷茫，皮肤叠着厚折，骨瘦如柴，精神上肉体上都如同鬼魅，哪里还有一丝盎格鲁撒克逊人那股傲慢不逊的劲头？
他向艾伦·李伸出手来：“亨利·弗高克斯。新加坡第十八英国师师部少校参谋。”
麦克罗伊少校突然想起一件事。“请先等一等。我认识美联社的派尔。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获得普利策奖的欧内斯特·派尔，最受士兵欢迎的记者派尔。他的文章极富有人情味儿。我想各位一定读过他的大作《厄尼·派尔在英格兰》。和新作《这就是你的战争》。他马上就要离开此地前往英国，采访伟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巴奈特，你不是要找记者签个合同吗？再没有比派尔更合适的人啦。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刚才我还在码头上见到了厄尼（欧内斯特·派尔的爱称）。”
2
我叫亨利·弗高克斯，一九0一年生，英格兰肯特郡人，一九二五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英国第十八师少校参谋。在日本近卫师闭的战俘登记处我就是这么讲的。我只是隐瞒了我是搞情报的，如果真讲出来，日本的宪兵准会把我活活折磨死。我奉命在一名日军的监视下收拾了一捆简单的行李，从此开始了战俘生活。要是我知道自己后来的命运，我一定会在战场上光荣战死，或者选择体面的自杀。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究竟是怎样沦陷的，现在也许可以找到一百条理由。我认为英国人在远东的心理幻灭感是最重要的。英国在历史上和今天都表现出世人公认的英雄主义。但其中最可歌可泣的是保卫英伦祖国的那种献身精神。拿破仑战争时代是这样，“不列颠空中战役”时代也是这样。即便这次战争结束了，将来许多年内，只要海峡上空乌云聚拢，英国人民被迫发出抵抗的吼声，就依然会焕发出这种英雄主义豪情的。
然而，在远东，我们并不是被请去的。我们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后打进去的。从三百多年前的东印度公司时代起，远东的利益就成了英帝国利益的重要部份。我们自以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很高明，但当地人始终厌恶这些从地球另一面过来的白种人。印度多次发生暴动，荷属东印度、西班牙属菲律宾和俄国控制下的中国东北也发生过类似的反抗。因此，我们是在七千英里的外国土地上为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而战。当地人对此非常冷漠，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自己的部队也不够，依靠第十一英印师的印度士兵和第八澳大利亚师来防御，他们也不想在这块远离本国的地方为英国的利益效死。这场战争开打之前就注定要输。即使把懦弱无能的帕西瓦尔换成雄才大略的蒙哥马利（我是在“剑鱼”号潜艇上才知道有阿拉曼战役，北非登陆、攻占意大利南方和诺曼底登陆的）；即使第十一英国师不在马来半岛投入徒劳无益的“斗牛士”战斗，而把吉特拉建成一个强固的据点；即使我们重要的航空母舰“印度米达布尔”号不在牙买加触礁，而能为“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提供空中保护并进行保卫新加坡的空战的话；即使把柔佛海峡北面要塞化而不象我们那样拱手送人的话……无非是把时间拖得更长一些罢了，它们并不影响战争的结局。一九0五年俄军防守的旅顺口的陷落以及麦克阿瑟将军防守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的失守，实际上也证明了我的基本论点。
我九死一生，生死功名全都无足轻重。但我预言将来总有一天，大英帝国伸延到全世界的力量终究会收缩回那个浓雾笼罩的海岛上。任何帝国都不会是永恒的，它都有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如果将来的英国政治家能看清这一点，就会减少许多人力和物力的无谓消耗。我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战俘生活中，如果说还有所悟，恐怕就是这一点吧。
当然，我并不给我自己和那个愚蠢软弱的帕西瓦尔将军推卸责任。我们确实打得很坏，不能再坏了，一切都估计错了，一切都事与愿违。我们把主力部署在狭长的马来半岛上的许多个分散的据点上，被日本人穿插，迂回，实施侧背的两栖登陆，最后把我们各个击破，这就是那个一厢情愿的“斗牛士”计划的结局。我们本该在柔佛海峡以北集结重兵，特别是组成一个机动坦克旅，然而我们坐失良机，拱手把柔佛北面送给日本人。最后，我们又受了山下奉文的欺骗，把主力布置在柔佛东面，让敌人从西边打来。我们背着一百万居民的包袱，整个新加坡城区仅靠一个大储水池供水．水一断，城也就没什么可守的啦。
我们的政府历来重欧轻亚，现在咎由自取。没有制空权——幻想水牛式战斗机比零式机优越；没有制海权－－以为一艘“威尔士亲土”号战列舰就可以镇住日本人；最后；是出自狭隘的种族偏见，认为黄种人都是智力低下的下等人。日本兵确实不精通莎士比业的戏和拜伦的抒情诗，然而他们的训练和狂热战斗精神证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最后，我还不得不承认：五十九岁的山下奉文将军是我所了解的最凶狠狡猾的日本高级军官；”你们如果说他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我大概也不会反对。
作为败军之将，我对战俘营的生活不抱任何幻想；我的一个兄长在上次大战中蹲过德国的战俘营，受尽苦难；战后归来，人已经疯了，整天对着墙呆呆地说：“饶恕我，长宫，我下次不敢再犯了。”没多久，他就死了。我从未设想过黄种亚洲人的战俘营会比白种欧洲人的设施好，待遇高，但后来的遭遇使我感到当初的想法幼稚得可笑。
我们中间，留下了三百名澳军战俘在新加坡扫马路，另外，五百名英军军官被押送回日本本国，后来才知道是到东京有乐町去掏下水道。日本人那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和虐待狂，完全蔑视人类的起码尊严和道德。也许，这是对西方列强入侵亚洲的一种畸形的历史嘲弄，我们当初不也是把暴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用大炮轰成碎片吗。我们伙同其他列强打入中国的京城，随意烧杀，又何曾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过呢！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象日本军队这样残暴地迫害战俘，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先例来。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恶魔。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放出去，也不问姓名、军阶和文化，就用铁丝把手反绑起来。由于有两名军官企图逃跑，剩下的人就全被用铁丝穿透了锁骨。这一长串“白奴”被押到巴耶律巴的一片树林中，铁丝的两端扎在两棵距离很远的树上。然后，被日本新兵当作活靶用刺刀挑。凄厉的哀号震动了树林，战俘们全被活活地开脖破肚。一批亚洲人战俘被赶来挖坑，把惨不忍睹的尸体掩埋起来。这情景是一位挖坑的马来战俘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人，被送到宪兵队，受尽酷刑，许多刑罚只有日本人的变态心理才能想得出来。我真不想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每提一件，我就想呕吐，日本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凶暴的人种。
等这些凶残的欲望都发泄够了，我们这些人被装上火车。我在“剑鱼”号上得知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有过一次恶名昭著的“死亡行军”，那我们这些人坐的就是“死亡列车”了。行前，我们大部分被关在学校改成的临时集中营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张其战俘营。即使经过了几次秘密和公开的屠杀，战俘的人数尚有八万之多。其中一半是英国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还有少数华人。后来，我才听说日方最初打算把我们饿死病死三分之一，因为要修铁路，才临时改变了主意。就这样，临上火车前，战俘营中几乎得不到食物和药品，伤兵和病兵大多已经死去，营房里粪尿遍地，臭气冲天。蚊虫、跳蚤、虱子群起而攻之，连喝的水也是腥臭的泥汤，洗脸洗澡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向日本看守提出抗议，他说：“谁让你们在新加坡没修足够的监狱。”另一个日军军官蔑视地说：“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只有胆小鬼才投降，投降的都是劣质的官兵，有如蛆虫，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你们这些蛆虫。”
押送我们的火车是载货的闷罐子车。大门关闭，只开两扇三平方英尺的窗口。每节四十英尺长的车厢里要挤三四万人。每个人甚至不能坐下来。铁门一关，稀薄的空气立刻使我们晕眩了。每到一站，我们都要把几具尸体丢出去，否则，我们全车人都会被熏死。我从史书中读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贩奴船，我们恐怕连那些奴隶都比不上。我们这些“牲口”在车厢中奄奄待毙。没有食物和水，马来半岛的骄阳似火，车厢闷热得像蒸汽锅炉。我们祈祷上帝，让我们死去吧，我们犯了什么大罪，应受这等的痛苦T这时候，有一个人喊起来：“朋友们，忍耐下去，坚持住，我们一定要活到复仇的一天。英国之狮没有死，我们一定要杀光这些日本王八蛋！”
大家从绝望中挣扎起来。讲话的人我认识，是三营的邓肯中校。我们猛然清醒，还没有到上帝招我们上天国的时候。我们振作起来，有人开始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