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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女人十曰谈 作者:[苏联]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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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取完款后,他并没有出邮局,而是和他的妻子、女儿商量把钱寄给谁,谁最需要它。

  耶夫吉尼终于认识到,这50卢布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只是相互转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它。

  他再也不去跟踪这笔钱会转到何处,而是返回列宁格勒,借故辞去了克格勃的职务。他们之所以放他走,是因为他只干过一次跟踪,知道不了多少秘密。

  怎么样,佳丽娜?听起来象故事吧?

  一直带着兴奋的神色听瓦伦蒂娜讲述的佳丽娜说,不仅像,而且,除了那个乌克兰人,故事中的所有参与者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政治集中营的人至少有一半是乌克兰人,所以很难说那个人是谁。关于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耶戈尔·达维多夫。他过去在厄尔库斯克州的图伦镇,他的妻子叫寥拉,两个女儿确实叫达莎和萨莎。我不怕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已去了西德,住在慕尼黑。他们在那儿也没忘记帮助朋友,瞧,他要给我寄些钱或一些别的东西来,或许也是通过一个德国旅游者,没准儿克格勃的新耶夫吉尼会搞出一个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款项案。他们将记录下大量的丑闻,还可能拍成电视片,取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走狗》,或者叫《他们为了美元而卖身投靠》。我至少希望,你们看到这类东西时不要相信它。谢谢你,瓦伦蒂娜。”

  大家都高兴地看到,瓦伦蒂娜和佳丽娜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化了。阿尔宾娜不无忌妒地说:“现在轮到我了。与你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图画相反,我讲的是爱钱的故事。

  ◆ 故事之五

  由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说的是苏联妓女的悲欢作为开头,先讲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文化部长,同其他几位部长坐在一块,只有她一个人是女的。谈话间说到了苏联还有没有卖淫的问题。女部长说:“我们再也没有卖淫了,那是资本主义的垃圾,现在早就绝迹了。”

  其他部长们都笑了:“您说什么?我们所有的妇女都在出卖自己,怎么能说没有卖淫呢?”

  “什么,所有妇女,也包括我吗?”

  “是的,部长同志。”

  “那么,你看我值多少钱?”

  “这个嘛,要把您的年龄、相貌和您的地位都算上,我可以出一百卢布。”

  “就这么点儿?”

  “您看,部长同志,您已经在讨价还价喽。”

  这是个笑话。下面说的才是真的。我不可能先从那些服务于高层人物的妓女开始讲起,因为我跟她们没打过交道。

  次一级的人物是黑社会的百万富翁,我跟他们有过来往。

  坦率地说,时间并不长,那时我还很年轻。他们真正喜欢的几乎都是些小姑娘,过了18岁就会被他们认为是老太太,是大路货。我正是在18岁时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常常来找我,说:“准备好,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带上你的东西。”

  我准备好后就钻进了汽车,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乡村别墅。那里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会——我们不过是人家的额外快餐。一般来说,一晚上我能得500卢布,不过这也取决于客人是谁以及来自何地。格鲁吉亚人给的最多,乌克兰人最抠门儿。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客人也有点小气,但对待姑娘们却不乏绅士风度,因为他们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这样“出去”几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够花的。

  再其次是应招女郎。我从未干过应招女郎,但我有几个朋友是。她们几乎整天呆在家里等顾客打电话。客人通常是富裕、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或是顾全名声或是怕老婆。打电话的客人常常是姑娘从不认识的人,一般邀她们去宾馆。应招女郎一夜能挣30至50卢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顾的话。

  宾馆女郎差不多也能挣这么多,不过她们更苦一些:她们得为老外服务,而且受监视。然而,她们总有机会得到不错的礼物,甚至同老外确定关系。我们宾馆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勾引老外,让老外娶他们,带她们出国。自然,这些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宾馆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领导下卖淫的外向型妓女。偶尔在宾馆餐厅或休息室幽会一次往往是件惬意的事情,虽然你们会想,什么样的苏联姑娘才会只身潜入阿斯托利亚或欧罗宾馆的餐厅?整个一个社会渣滓。

  在内宾旅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给你的不会超过30卢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鲁吉亚人。那些家伙精明得很,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钱。而格鲁吉亚人就是慷慨,没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作派。

  也有许多便宜妓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姑娘”,她硬要50卢布,但对客人比较忠心,能一块过上几年。这类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闹别扭才找她们。所以她们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给她们日常生活所需,就跟过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当她的相好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她还会倒贴给他们。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会把他的钱全拿去买上一件,然后免费跟他睡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再往下就是“马路天使”了,不过我没干过。我们姑娘们常以街头故事互相吓唬:“你会为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一次得五块钱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还算是不错的。她们与出租车司机有君子协议,他拉着她在车站附近转悠,为她物色主顾。他的行李箱里带着伏特加,以备不时之需。出租女郎大约能得10卢布。

  你们夜里去过莫斯科夫斯基车站吗?我说是半夜?试试吧。你们会发现那儿是那么美——除了神情沮丧的密探,只要给五块钱,她们跟谁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门洞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样的价钱到高斯蒂尼德夫尔或其它大商场去做生意。我曾认识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洞里干,能挣上10或15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40卢布,占我月收入85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45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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