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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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第二主犯李海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10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无期徒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于后日对孙志刚案涉及的李耀辉等5名提起上诉的渎职犯罪被告人作出终审裁定，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决定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我们看到，以孙志刚案为契机，中国市民社会逐渐兴起一股积极维护宪法权威的思潮，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从俞江到盛洪，从贺卫方到江平，中国知识精英以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参与中国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中央高层把这样的事情称为“公民社会意识的全面复苏”。
第一辑江 平 （5）
繁琐的《民法典》、细致的为民之心
民法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圣经”。2001年，我国各级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为50万件，行政诉讼不到10万件，而民事案件大约为500万件，占各类案件的80％以上。而民法正是规范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解决合同纠纷和侵权民事纠纷的法律准绳。正因为如此，民法与刑法、行政法并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三大基本法，被视为调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法律。
近百年来，在中国制定民法典，一直是先进的法律人士与立法部门追求的一个理想。1903年，清朝政府命沈家本领导修律与进行法制改革，可视为中国民事法制近代化的发端。1911年“民律第一草案”——《民律草案》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封建民事法律的解体和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建立。但该草案并没有实施。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新的民法典。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公布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各编，此即《中华民国民法》。该民法是一部先进的民法，但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事，迄至1949年，未能在大陆得到有效的实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陆地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该民法典也被废除了。从此新中国没有了自己的民法典。原《中华民国民法》仅在台湾地区施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法典的起草经历了三起三落，首次起草是在1954年，到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而停止；第二次从1962年开始起草，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夜中止；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开始起草，前后共4稿，后来因为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模式没有最后确定，因此当时彭真委员长的意见是，在民事立法领域先搞单行法律，暂不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在这之后，1986年《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各个单行法律也陆续出台。到了今天，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经济模式也已经形成，各个单行法律也基本完备，为起草民法典奠定了基础。《民法通则》已经对基本民事权利作了规定，但它建立的是民事权利的基本框架，是一种民事权利的宣言，缺乏具体的规定。而民法典作出的是对公民、法人民事权利的完整规定。
1998年1月13日，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江平、王家福、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5位法学家座谈民法典起草事宜，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成熟，决定重新开始中国民法典的起草。为此王汉斌点将，任命了江平等9人成立民法典起草小组。另外8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王家福，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清华大学的王保树，北京大学的魏振瀛，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费宗祎，曾在人大法工委工作的魏耀荣和肖峋。
经过艰苦的工作，起草小组在2002年4月完成“小组稿”，分为总则、人格权、物权、债法总则、合同法、侵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8编；共2812条，后来又加进知识产权和国际私法两编，形成中国立法史上一个条文数目最多的立法草案。
2002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终于在九届全国人大第31次常委会上得到讨论，标志着我国的第4次民法典起草暂时告一段落。
这次提请审议的民法草案有4大特点：把中国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作了周全的列举，并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突出了人格权的保护，把各种人格权都作了列举，特别是把隐私权和信用权列入人格权，充分反映了中国在21世纪将更加努力地推进人权保障事业，更加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草案凸现了物权，对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作出了系统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明确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一视同仁予以保护。物权是生产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个人生活保障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物权本身也是基本的人权。只有有了物权，人们才可以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草案对物权的规定，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草案把侵权责任单独作为一编，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事权利如果受到侵害，就会得到法律的救助，就会依法得到补偿。
专家普遍认为，如果这些规定得以通过，那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但由于这项立法的复杂和庞大，除立法指导思想外，民法起草小组成员之间在许多方面争议非常大，一些法学界权威人士在相关问题上观点截然对立，譬如，在民法草案中，此前争议较大的债权总则和知识产权没有编入民法典。
江平反对民法典规定债权总则。他提出4条理由：一是债权概念不通俗；二是中国不应该迷信德国民法典体系；三是债权总则实际上是合同总则；四是债权责任主要不是债。而梁慧星则认为，“假如民法典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我个人认为，宁愿不要民法典，保留民法通则。”
同时，在民法典的条文篇幅上，究竟是搞一个大而全的，还是搞一个比较小的，起草过程中也一直有着较大争论。
江平认为，刑法可以大而全，对于传统的民法典国家来说，民法典应尽量多地包含各种民事关系，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我们想把现在社会里面所有的民事权利关系都概括规定，甚至把涉外的民事权利也概括进去，那么，恐怕我们的民法典就不只是2000多条。如果想把它规定得非常详细、非常完善，那么这将是一个很难设想的大容量的民法典，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不希望把知识产权和涉外民事关系纳入到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现在也在进行争论，我们要保留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个知识产权的单行法，如果在民法典中有一个比较概括的知识产权的规定，也会出现重复的现象。
此外，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将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单独成编，争议也非常激烈。草案第二编物权法中，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之后，对私人所有权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私人的储蓄。国家保护私人投资以及因投资获得的收益”“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的继承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私营企业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具备法人条件的，属于该法人所有；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享有所有权。”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增加规定了隐私权。草案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
2002年11月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举办的“中国民法典论坛” 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新校礼堂进行。江平、梁慧星和王利明为主讲人，
江平在谈到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时说，民法是需要人文关怀的，但是民法的核心不能够否认，其仍是以财产关系甚至商事活动为重要部分的。民法的发展动力，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来自于商事活动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商事活动的发展，没有市场经济本身的推动，民法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江平赞同在我们起草过程中，大家都认为中国不需要再单独搞商法典。但是，他认为要制定一个商事活动的通则。如果一部表现21世纪的民法典，不能把表示商事活动的东西规定进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市民社会离开了商事活动，就不能称其为市民社会，如果民法典是表现市民社会的法的话，那么市民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商事活动。我们不能因重视人文精神而忽视商事活动的内容。
江平认为，我们应该以大陆法为主，但对英美法系的东西应有一个充分的吸纳，把好的东西吸收进来。
他相信“民法典的影响将是广泛的”。民法典将来一旦实行，将是法院执法最重要的规定。他估计，法典真正通过还需要两年至三年的时间。
第一辑江 平 （6）
宪法是国之重器，应该保证其权威性
2003年6月6日，一个小范围的高层专家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修宪小组组长吴邦国专门把法学家江平、应松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等邀请到会议上。他想听听他们对新一轮修宪的看法。
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宪法是其根本大法，是国体和政府组织形式的合法性依据，是一个国家采取重要决策的规则来源。而修宪则是指为了让宪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而作出一定的修改，是宪法保证其稳定性和应对社会变化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它与宪法本身同样重要。1949年以来，我国曾颁布过4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这4部宪法里较为成熟的。不过，这部宪法同中国后来制定的其他法律一样，存在着重实体规则、轻程序规则的弊病，实体性规范包罗万象、几乎巨细糜失，但往往缺乏程序性规范保证。
1987年、1992年和1997年，中国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相应地，中国分别于1988年、1993年和1999年进行了3次修宪。
这3次修宪，共产生了19条宪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1982年宪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些表面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对一些体制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触及。党的代表大会后提出修宪问题，这几乎成了惯例。
一部宪法是否在特定情况下被加入修正案，取决于大量因素，例如宪法本身是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确实拥有最高的权威，社会对宪法的态度是否确实尊重等。仅以法学界为例，以研究宪政为业的学人之间，对修宪的态度和看法往往也是五花八门。
江平在修宪专家小组的座谈会上大胆地谈了自己对修宪的看法。在他看来，“宪法不能勤修勤改”。宪法修改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更强调对公民权益保护时，修改方有意义。
关于宪法修改的程序，他建议，最好的方式是执政党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全国人大讨论认为需要修宪并成立修宪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由各方面人员组成。由全国人大的修宪机构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修改稿。由执政党拿出一个宪法修改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体会议通过，不是不可以，但这样的程序显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体会议是被动的。全国人大的作用就会流于形式。中共中央已经通过的宪法修改文本过去都是一字未动地予以通过，代表和委员们再提些意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如果由全国大人来主持修宪，就可以树立宪法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更表明宪法的修改也应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关于私有财产保护要不要在《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