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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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台独”的挑衅，包括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打击分裂势力。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陈水扁之所以越来越猖狂，除了有美国的撑腰外，还想钻大陆举行奥运会的空子。认为中国大陆一方面忙于经济建设，一方面要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无暇顾及台湾的事件。
在11月19日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余克礼毫不含糊地警告陈水扁之流：“台独”分子还是不要打奥运会 的主意好。
余克礼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是中国人民盼望了很久的事情，2008年这一愿望终于可以实现，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历史上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而奥林匹克精神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以奥运会的形式加以弘扬，也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贡献。如果少数民族败类想乘机钻空子搞“台独”，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坚决措施阻止其图谋得逞。中国政府的做法不仅将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支持，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人们或许还没有忘记两年前，余克礼就北京申奥成功及进入世贸组织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等问题，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专访的情形。当记者问及“北京申奥成功是否会给两岸提供改善关系良机的问题”时，余克礼预言，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可以为化解两岸僵局创造条件，但是两岸关系最后走向何方，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台湾执政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如果台湾执政当局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两岸政治僵局将很难打破。他认为，我们当然希望把奥运办好，但是台湾执政当局如果认为大陆为了办好奥运会，就可以趁机挑战“一个中国”政策或者采取什么激烈的分裂手段或动作，就将直接破坏两岸关系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导致所有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他同时认为，两岸入世后如果希望经贸关系能有突破性的发展，根本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两岸经贸关系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尽管余克礼表态总是不失强硬，但无不寄希望于两岸的和平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台湾分离势力一直把中央政府的忍耐当作软弱，低估解放军敢战的决心。这就使得大陆的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形势，勇敢地以主动姿态迎接各种挑衅，以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11月18日，余克礼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以非同寻常的口吻指出：“中国将勇于面对美日军事干涉。”
余克礼在全国台研机构有“第二梯队主力”之说。这是2003年8月第12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究会上，台湾政治大学中山所所长邵宗海教授的一大“发现”。当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前辈在会上看到包括余克礼在内的大陆老中青台研专家后，感到这个比论文更有意义的“特色”。他感慨道：在两岸关系研究领域，“第三梯队”在建立，年轻学者正在接班。他指着在台上就座、年已七旬的全国台湾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姜殿铭和50来岁的余克礼说，如果把姜先生视为“第一梯队”，余先生视为“第二梯队”，那么，现在比余先生还年轻的“第三梯队”已经在成长。
邵宗海教授的说法是恰如其分的，当国内台研专家队伍中的老将如姜殿铭、许世铨、陈孔立、范希同等从台研机构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出后，余克礼等第二梯队已开始独掌面门。
200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刘国深博士从范希同手上接过了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的职务，当时才37岁；2003年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前身是1989年5月成立的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台湾研究室）成立后，56岁的历史学家徐博东教授成为所长，年轻的朱显龙担任副所长；稍后，担任副所长多年的余克礼接替许世铨担任社科院台研所所长。此外第二梯队中还有南京大学台研所所长崔之清、清华大学台研所所长刘振涛、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等。
这些第二梯队的主力队在两岸关系的研究中是活跃的力量，也是高层最看重的智囊团。而作为台研机构中级别最高的台研所所长，余克礼似乎更为引人注目。
第二辑余克礼 （7）
附录
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都不会得逞
余克礼
2000年5月20日，台湾新领导人发表了题为《台湾站起来 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的所谓“就职演说”。这篇演讲稿表面上看似较为温和，而实际上却是软中带硬，绵里藏针，处处坚持其一贯的“台湾独立”的立场，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竭力讨好迎合外国势力，字里行间充满了要与祖国大陆进行对抗、较劲的浓厚味道，而看不出有什么善意与诚意。
在这篇演说中，不仅见不到自己是中国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说法和有任何走向统一的姿态，而且露出了“台独”的本质。虽然台湾的这位新领导人，对“台独”理论刻意进行精巧包装，没有提到过“台湾独立”的字眼，但贯穿演说通篇的主线是“台湾独立”，要凸显“台湾”与“中国”的“民主对等”地位，刻意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分裂意识、分离主义的字句俯首可拾。整个演讲稿中不提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而以“华人社会”“华人文化”的概念取而代之；只有一次提到“中国”，并且是与“台湾”相并列提出来的，而有40次提到“台湾”；同时，演说以“台湾站起来……”为标题（文中还3次以排列方式加以强调），以“台湾人民万岁”为结尾，来强烈表达“台湾独立”的寓意，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顽固坚持“台湾独立”的心态，还体现在刻意要与祖国进行对抗、挑衅的言辞中。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所谓“自信”和“尊严”，声称“以希望克服了威胁，用信心克服了恐惧”“威权和武力只能让人一时屈服”等等都是冲着祖国大陆来的。这难道是“善意”的表现吗？
台湾新领导人在蓄意与祖国大陆进行较劲的同时，却竭力迎合、呼应某些国际势力，企图寻求搞“台湾独立”的国际保护伞。在演说中，一方面大肆鼓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来满足某些外国势力所渲染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声称要“为国际人权的维护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将台湾“重新纳入国际人权体系”，让台成为“21世纪人权的新指标”等等。这表明，台湾新领导人企图利用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国际人权这顶保护伞，来搞分裂独立活动。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不管台湾的新领导人怎样巧言令色，刻意包装，都掩饰不了其“台独”本质。任何形式分裂祖国的图谋和寻求“台湾独立”都是行不通的，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台湾当局如果真有诚意缓和两岸关系，就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再抱其他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台办、国台办受权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已为台湾新领导人打破两岸僵局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当前，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两岸就可通过所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台湾当局的新领导人应当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摒弃“台独”分裂主张，确定展现善意与诚意，尽早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使两岸关系真正能出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第二辑解思忠 （1）
中南海里的学者官员
解思忠，1946年生，中共党员，同济大学毕业，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国民素质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1970…1980年从事建筑施工技术，1980…1990年任建设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1990…1992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1992…199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至今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解思忠
在当今，一本人文著作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不难，如果又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好评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能博得境外媒体的一致好评，恐怕就只有《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了。
在当今，一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副部长并不罕见，如果又是一名作家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是一名人文学者，恐怕就只有解思忠一人了。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国民素质忧思录》这本书，开始认识解思忠这个人的；在2003年一个秋日的上午，登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一走进解思忠的办公室，目光便被墙上一张2002年2月28日朱基总理与他握手交谈的大幅照片所吸引。据介绍，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之所以选取这一张挂在办公桌的正前方，一是因为非常敬仰朱总理的为官、为人，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朱总理的教诲与嘱托。
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已出版8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他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第二辑解思忠 （2）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