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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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把这个决定拿到中东国家去，希望中东国家能够接受，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接受。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争霸，1976年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就举行了格拉斯堡会谈。第4次又组织了日内瓦各方的会议，这都是美国和苏联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当事国。但中国的决策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以直接和当地国家进行合作的方式，来介入中东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跟大国结成同盟，我们替他们拿了主意，然后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中东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正因为有这种传统的独特的对中东的行为模式，所以中国支持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到他们的共同提案当中去。　　　　
　　　　　　另外，宫少鹏认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么是国家利益，各个国家的认知不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黎巴嫩有相当多的居民是天主教徒，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马龙派，一旦在这里面出现恶性事件，法国人就要站出来采取行动，法国政府认为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的利益，要站出来。如果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美国不会有什么反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认知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各大国对中东国家利益的看法，更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各国对中东政策的行为模式。　　　　
　　　　　　2003年8月27日，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历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这是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负责起国家大政方针以后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很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中国民众对这个热点事件极为关注，而对朝核问题及会谈的意义和细节并不了解。在六方会谈的第3天，宫少鹏应邀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又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公共外交。　　　　
　　　　　　有网友问，中国一开始只主张美朝双边对话，现在又主张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宫少鹏从“费尧之桥”的典故开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有时候存在着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所说的“麻烦之水”，要跨过这个水就要搭一座桥，这就叫“费尧之桥”。中国在朝美之间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就是在美朝之间搭“费尧之桥”，以便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麻烦之水”。中国第一次搭这个桥是在1988年，那一次搭桥使得美朝在1991年末解决了美国在韩国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使得朝鲜和韩国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3年，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国再一次请求中国搭桥，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和朝鲜达成了1994年的框架协议。这一次，由于布什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原来搭好的桥梁大概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中国继续搭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像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本地区国家的利益也受到牵扯，所以中国决定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的变化是根据目前朝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确定下来的。　　　　
　　　　　　有网友对美国只派级别不高的詹姆斯·凯利来会谈很不理解。宫少鹏耐心地解释说，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的级别和这一次会谈的级别是相当的，而不应当简单把他说成一个下级干部。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正式派他的副国务卿呢？美国的副国务卿有两位，一位就是阿米蒂奇，他的职务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另一位就是博尔登，负责亚太事务的，他这次没有来，原因是朝鲜批评他对朝鲜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论。　　　　
　　　　　　宫少鹏在与网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搭“费尧之桥”是浪费中国人的心血，还不如让美国佬陷入全球所有的冲突中去。还有人认为，朝鲜持有核武，是对美国实行对我国的战略合围的一个震慑或牵制，中国政策不应该反对。这两种观点在对国际关系缺乏了解的民众中有相当的支持率。但宫少鹏坚决反对这两种观点。在他看来，朝鲜半岛是我们的邻居，这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会使中国同样陷入到冲突中去。另外，外交界有一句俗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现在任何非核国家持有核武器都有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不利的局势。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赞成任何按照核不扩散条约规定为非核国家的那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原因。　　　　
　　　　　　宫少鹏频繁的公共外交实践增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国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激发了国人对外交和政治的思考和参与意识，使得中国外交策略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中央一位高层官员称他是“外交学术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学院讲课时，也对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第五辑宫少鹏　（3）

　　　　潜龙在渊——中国“韬光养晦”　　　　
　　　　　　与“有所作为”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巨变，苏联面临解体。在此形势下，西方加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同时实施经济制裁，妄图使中国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使社会主义在全球崩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能出来当头，为他们撑腰，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出头，与西方进行全面较量，以显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外交战略方针，其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为中国赢得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邓小平的方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韬光养晦在国内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争议，继而使“中国在21世纪应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不少人认为，中国依然在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对方实力定对手的美国自然而然地会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而美国一系列的举动如向台湾出售武器、提升美台关系、在关岛部署能随时对中国实施打击的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等表明，美国的战略也早就从“扶华灭苏”改为“抑华抑俄”，中国已经失去了韬光养晦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现在的新形势下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强大的阻碍，如果还坚持这个原则，而忘了“有所作为”显然是不明智的。　　　　
　　　　　　有学者认为，“韬光养晦”这套理念在西方根本吃不开，也丝毫不会减缓“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中国威胁论”的先驱者之一——查尔斯·克劳海默早在1995年7月3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今日中国更像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是一个迅速崛起日益强大因而感到不向外扩张便不能继续生存的国家……遏制这样一个恶魔必须趁它羽翼尚未丰满时便开始行动。”而当时“韬光养晦”在中国正登峰造极。　　　　
　　　　　　面对部分国人的疑虑和不解，宫少鹏提出，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邓小平所说“韬光养晦”的真正用意。固然，韬光养晦强调了“冷静，冷静，再冷静，不意气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保持低姿态应对国际政治，但这是邓小平的一种“卧薪尝胆”的策略，并不表示中国在任何问题上都无原则地忍让，中国适当的“退”是为了大踏步地“进”。　　　　
　　　　　　宫少鹏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他的著述中常常能体味到他深厚的文学修养的积淀。他曾花数年时间认真研究了《三国演义》，中国古代的智谋韬略对他的外交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启迪意义。　　　　
　　　　　　“韬光养晦”的典故正是出自《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的故事。宫少鹏意识到，现在人们对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的后续故事。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问道：“兄长你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为什么呢？”刘备说：“这不是二位兄弟所知道的。”有一天，曹操派人请他去赴宴，刘备不知曹操用意，心里忐忑不安。酒到半酣，忽然阴云密布，骤雨将至。曹操突然问道：“玄德久历四方，一定非常了解当世的英雄，请说说看。”刘备历数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不料，曹操鼓掌大笑道：“这些碌碌无为之辈，何足挂齿！”刘备说：“除了这些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说：“那谁能担当此任呢？”曹操先用手指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闻听此言，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不觉掉到地上。正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吗？”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这样，把自己闻言失态轻轻掩饰而过，曹操也就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可是几天以后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忽然有人来报：淮南的袁术要和淮北的袁绍联合起来对付曹操。刘备放下酒杯，当即表示愿带兵前往沙场。　　　　
　　　　　　宫少鹏认为，此时的刘备也是一种“韬光养晦”，是一种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刘备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终成大业。宫少鹏还用《周易·系辞下》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的哲学来说明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国家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就像有人说他在电视上作时政解读时“太政府”一样，不少人认为宫少鹏对外交政策的解读难以解开“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悖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丁斗撰文指出，由于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自身的悖论，使得至今中国都没有能够摆脱美国的挤压、进攻和围堵的被动局面。　　　　
　　　　　　丁斗认为，按照美国人的理解，“韬光养晦”的手段是忍受屈辱，掩饰实力，等待时机，其目标是“有所作为”。从社会制度的性质上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的；现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所以必须韬光养晦，和平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摧枯拉朽，迎接革命的高潮。因此，在西方一些政界人士看来，强大起来的中国“有所作为”的目标就会有这样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理解就是颠覆，至少是挑战现存的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是很现实的。9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同时，还在接见外宾的场合强烈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的舆论报道，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声音也一直是主流，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反美情绪一直旺盛不衰。尽管中国每次总是声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不称霸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中国的这种声明不能平服美国的忧虑。美国十分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承接刘备那样的霸业灵魂，像30年代的德国崛起一样，对世界秩序提出挑战。因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对付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有两个方法：第一是要求中国完全融入到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中；第二是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于是美国出现了对华政策的鸽派和鹰派，两派的外交逻辑都指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使得中国“韬光养晦”也不是，“有所作为”又不能，却始终被美国警惕性地挤压到墙角。　　　　
　　　　　　但宫少鹏并不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间存有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