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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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
吁请政策制定慎之又慎
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不和谐。
陆建华在“央视论坛”节目中对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雇员的做法很是推崇：“以雇员的身份进到了政府里面，会对其他3000个公务员造成多大的冲击力。这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权、职能和自己的职业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边有掌握了高技术、高知识的这种人才，拿着这样的高薪工作，就会激活这片水，就让大家知道事实上关于人才的特长、兴趣和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来应对，那是很危险的。陆建华有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实：是苦是甜？》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说，城市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其含义。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大，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人口规模上不断扩大。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内在的问题是，这种扩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我们的农村发生关系，这首先伴生出来的是许多物理上的变化，而物理上的变化总是会牵带出经济社会文化后果的。城市化的关键是，这种牵带是不是顺其自然，是不是平滑，是不是如意。
城市要发展就要占据原来属于农村的土地；如今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城镇之间漂亮而齐整的公路，就是城市伸向农村的手。农地被铺上了水泥，这本身说不上是进步还是倒退，但城市向农村的侵袭，带给农村的是什么？那就有讲究了。目前情况看，许多城市在土地上的扩张，或是依照市场的力量或是依照行政的力量，牵带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的农业被现代加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取代。
城市扩大的另一个物理变化是人口的增加。他掌握的资料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均以找工作为主要目的，而城市本身在职业岗位的总量和结构上均有很大的问题，弄得进城农民每每难以如愿。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在挤出一些人，农民要想涌入进去，谈何容易。
陆建华曾经说过：“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他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市，从农民进城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在无业情况下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产生焦虑，产生无望之感。接下来的问题就带有很大的冲突了。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几年下来，被捕获的犯罪者中，来自农村的占据了60％以上。这好像应了19世纪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说法：城市成了罪犯的“制造机器”。这只是严重后果之一。交通拥挤、环境卫生水平下降等，也在逐步加重一些城市的头疼病。更加难办的是，城市中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认知上、行为上和感情上显现出巨大的隔膜。农民要是不进城，这样的隔膜还无从有机会显露出来。这样的文化后果，被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和农村人意识到了，但是，还没有什么招数来消解它。
陆建华在对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后认识到，与其说某一项政策选择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问题的出现或严重化，不如说某一项政策因为缺乏基本的配套政策或面临着作用力相反的政策而制造了或激化了社会问题。这是政策体系的失败。他预警，被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中国社会，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政策创新以及同步的制度创新，那么新的发展机会将会消逝。
第五辑陆建华 （3）
为什么中国反腐败成效不够显著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着重是制度研究和社会发展分析。陆建华从重庆回京后，便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研究，并担任《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进入他视野的社会学研究问题包括失业、贫困、犯罪、腐败、环境污染、教育、收入分配、劳资关系、妇女问题等。
陆建华一直认为腐败总是与相关的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有关。虽然改革开放会给腐败分子带来一些机会，但那不是开放的必然结果。“十六大”结束后，他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有腐败，但不属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因为，他们的体制和制度基本上都健全，腐败分子只是在那些体制和制度允许的很小的空间中寻找机会。在中国，我们的体制和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腐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些腐败分子总在不断地寻找这样的空间。
在陆建华看来，反腐败政策的原则背景与技术措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没有停止过反腐败，政策上也是有连贯性的，然而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处理好。就是决心很大，但因用力不到位，其效果不甚令人满意。
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沿着两个思路走：一是关于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一是市场机制的确立思路。沿着这两个思路也设立了与之相应的技术手段。如在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方面，我国1978年恢复了检察院，后又组建了党的检察机构、国家监察机构，成立了举报中心和反贪局，反腐败模式也从刚刚开始时的集中突击打击、惩处、教育向日常工作型转换，使之更具理性。陆建华认为，虽然一些反腐败制度建设在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展开，但无论是与其他社会中类似制度建设的实践效果相比，还是就制度本身潜在的效力看，均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其中的技术障碍很明显。
陆建华总结出我国在反腐败的技术层面上遇到的难以克服的三个困难：
一是监督体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行的困难。监督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所有社会反腐败的通则，谁都知道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关于民主监督，陆建华在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我认为既要有党内的民主监督，也要有党外的民主监督；要有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公民的直接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把腐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群众对反腐败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这样，反腐败的观念和手段都必须有所创新，否则，执政党就会失去基本的民意基础。而正是在这一方面，技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困扰着中国社会，“这起源于特定社会体制之下的技术‘死角’：实现监督职能的机构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地位的独立性，而同级党委领导同级检查部门的结构没有改变，即便在检察院系统的垂直性关系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先党内后党外’程序以及党的政治部门统领公检法的格局，将使检察院的独立地位难以变得名符其实。”而舆论监督对象的“类别化”注定了这种监督流于形式。比如说，本级新闻媒体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各级新闻媒体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下级新闻媒体揭露上级的腐败等都会出现难题。
陆建华认为这些技术问题涉及到体制结构和运行规则方面的深层次弊端，如各种行为准则的发布因为实施不力和缺乏事后检查制度，弱化了法的权威性，而收入申报制度因制度缺失而流于形式。尽管一些专家提出很多建议以强化收入申报制度技术上的空白，但陆建华认为要实施到位，还是需要辅以组织创新、体制创新。
二是以陈旧的方法对党政官员进行主观意识的教育和引导，很难取得反腐败的普遍而持久的成效。寻求教育和引导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的技术上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确定不了对官员主观意识教育之结果的基本判定方法，也就不能从中引申出奖或罚的具体规定来；对官员的训诫式教育方式正在迅速失去作用，而强化其自身督促的机制又很难建立起来；对“三观”教育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没有被开发出来等等。
三是公众对腐败和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
